与不安定的世界对话：读谢宏短篇小说集《我很重要吗》| 周铖

该文原刊在2026年第2期《中文学刊》

谢宏的短篇小说集《我很重要吗》是当代深圳“城市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小说集中的作品主要立足于深圳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城市发展背景，展现市民阶层内心因社会加速变革而产生的躁动不安情绪。通过讲述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故事，小说进而深入到现代人的生存论层面，探寻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走出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逻辑，重建自我精神世界的安定性。

作为深圳“城市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谢宏多年来的小说写作始终扎根于深圳改革开放之后普通人的城市生存境遇，从人心变化的细微之处发掘中国当代市民阶层的精神困境。短篇小说集《我很重要吗》中的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及21世纪初期，其主要呈现了在深圳上升发展时期，普遍弥漫于城市居民群体当中的焦躁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的产生同经济跃迁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动荡有关：一个普通的外来务工者可能因为偶然的商业机遇而突然一夜暴富，也有可能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再次迅速跌落赤贫。然而，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时代背景诚然为谢宏笔下的小说故事赋予了情节起伏的巨大张力。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谢宏有意凸显了人在夹缝中生存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其笔下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虽然出身阶层和生活背景迥异，但却都带有理想主义者的英雄气质和智者般的理性生活态度。他们凭借小人物的平凡之躯与不安定的世界展开对话，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念默默重塑着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命运。

一、不安定者的匮乏：城市生活的欲望

如果要寻找一个词语来切入谢宏讲述深圳故事的“城市文学”，那么最为恰当的词语莫过于“欲望”。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经有一个关于人类欲望的界定，他认为人类的欲望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欲望，就在于“人的欲望必须针对另一个欲望……只有当一个欲望试图在其人的价值中和在其人的个体的实在性中‘被欲求’或‘被爱’或‘被承认’的时候，欲望才是人的欲望”。[①]也就是说对于人而言，欲望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被社会的语言符号秩序所制造的“存在的匮乏”（lack of being）。当社会用语言告诉我们“你缺什么”的时候，也隐晦地暗示了“你如何得到满足”的现实途径，从而为人的欲望建构了具体的对象。因此，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精辟地总结道：“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②]而对于谢宏笔下的众多小说人物来说，深圳这座繁华的现代都市就是产生他们内心欲望的来源和起点，但深圳又是欲望永远无法彻底满足和抵达的终点。
小说《彼此》的主人公黄沙就深陷于深圳带给他的欲望困境之中。作为一个从家乡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务工者，黄沙身上有一段自己急切地想要摆脱的婚姻，并且他又羡慕于别人幸福的婚姻。在小说开头，黄沙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刚巧碰见一户人家迎亲的欢快场景。“黄沙的体内马上有一股热烘烘的液体涌动起来。看着车队渐渐远去，他感到体内的那股液体又呼地冷却下去”。[③]正因为身处于深圳的繁华街景当中，黄沙无时无刻不在见证着别人的幸福，也无时无刻不在将自己的人生处境同别人的人生进行比对。这导致黄沙开始习惯于根据“深圳人”的视角来形塑自己的欲望，构想未来的人生图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沙遇见了自己的情人鲁羽。
鲁羽是市中心医院的医生，黄沙因为治疗眼疾的缘故而和她偶然相遇。鲁羽和黄沙一样，受到这座城市当中“他人的欲望”带来的折磨。小说中他们两人各自所住的公寓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房的隔音效果极差。每到夜间，作为独居青年的他们总会因为隔壁邻居亲热时发出的声音而感到不堪其扰。因此，出于生理上的现实需求，两人一拍即合，发展成了临时的情人关系。
然而，肉体欲望的满足为他们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安定吗？显然并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小说中的黄沙和鲁羽因为各自生活圈子的差异也总是聚少离多，缺乏着情感上的真诚交流。偶尔前来探望黄沙的挚友欧春影又因为工作的繁忙而常常饭吃到一半就起身离开。所以，黄沙的日常生活其实依然还是“继续在街头东张西望，像在寻找什么丢掉的东西”。[④]事实上，黄沙并没有真的“丢掉”什么东西，他感到“丢掉的东西”不过是那些被深圳这座城市的欲望模式所俘获的人，所独有的“存在的匮乏”而已。这种“存在的匮乏”带给黄沙和鲁羽这样的个人奋斗者以生活的孤寂感，牵引着他们按照这座城市背后资本的运转模式来寻找和追逐填补匮乏的具体事物，比如金钱、酒精和性。然而，欲望的每一次满足就是欲望的重新生产，也即重新跌入欲望和匮乏循环往复的陷阱当中。
因此，谢宏为《彼此》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当黄沙在平安夜前夕感到无人倾诉内心的孤寂时，他在电话亭里胡乱拨通了一个电话，没想到听见一个女孩温柔的说话声。黄沙惊喜地向这个女孩分享了自己和鲁羽的感情故事，并感谢她的倾听。然而，当他希望向女孩表达自己的谢意时，却被告知他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谢意，因为女孩实际是某声讯台的接线员，而被挂断电话的黄沙只能呆立原地。这个结尾情节制造了一种巨大的反讽效果，它说明在深圳这座城市里就连人的真心和孤独其实都被明码标价，成为欲望再生产链条上供人观赏的展品。而对于黄沙这个内心欲望被反复填满又抽空的普通人而言，他是会继续寻求下一条填满欲望的途径，还是探索走出“他人的欲望”的方法呢？这正是谢宏在小说中为读者留下的重要疑问。

二、不安定者的抗争：走出城市的欲望

谢宏曾经说过：“我的小说，大都与‘忧伤’和‘焦虑’有关……我是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明明知道有些事没有希望，但还要努力去寻找和实践”。[⑤]在谢宏的小说当中，“忧伤”和“焦虑”是人深陷于城市里他人欲望产生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指向人在现实压迫下，一种生命反抗意识逐渐生成的临界点。
《飞翔与坠落》是描写深圳社会底层边缘人生活的代表佳作，其中小说主角何谓呈现了谢宏笔下的另一种深圳人形象。对于何谓而言，他的欲望并不来自深圳这座城市象征的财富的诱惑，而在于它对“自由”的许诺。何谓曾经手捧银行工作的“金饭碗”，但却因为不满银行行长对他的故意排挤而拳脚相向，最终丢了工作。失业之后，何谓盘下了街口的一家书报亭，成了贩卖报纸书籍的市井商贩。然而，脱离了体制管束的何谓并没有实现原本设想的自由生活。因为在底层百姓的世界里，尽管不需要对高高在上的银行行长低头，却还有管控保亭供电的黄主任滥用私权的威胁，以及街头巡警买烟时的蓄意刁难。这些现实无处不在的层层压迫，是何谓这个一心想要“飞翔”的理想者“坠落”在人间烟火的尘埃里时才看清的生活真相。
不过，或许谢宏这篇小说“飞翔与坠落”的标题里还藏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人只有在“坠落”现实之后才会实现精神上真正的自由“飞翔”。小说中的何谓虽然性格冲动，总是企图通过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但他为人又有心思细腻、坚守理想的一面。在他的书报亭里，始终摆着《收获》《十月》《当代》《莽原》这些无人问津的文学杂志。他告诉认识的作家小谢，这些卖不掉的杂志“本来就是进给自己看的”。[⑥]何谓对文学的坚持说明，他并不总是以都市社会中只重现实功利的话语逻辑来解释自己生命的存在价值。正如小说通过他的名字“何谓”所暗示的那样，他一直执着于探寻的是自己生命欲望的真相，也就是生命究竟“有何所谓”。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无论是作为银行职员所拥有的稳定财富，还是作为报亭老板幻想的逍遥自在，都没能让他远离现实的恐慌和焦虑。因为这些生命意义的构建方式，说到底都是在都市社会给定的功利化价值体系下，做着非此即彼的语言选择游戏。但正如科耶夫所言，“自由不在于在两个给定物之间做出选择，它是给定的否定”。[⑦]在他人欲望的现实框架下追寻自由的可能性，难道本身不就是丧失自由的体现吗？所以，在小说中何谓告诉小谢，“自己是无产者，没什么好担心的。要担心的倒是黄主任这类人，占了好位置，好吃好喝的”。[⑧]何谓关于自己作为“无产者”的这段话说明，他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的生命永远无法在社会现实层面获得安定的真相。当小说结尾即将再次面对警察对他的审讯，他却同妻子一起脸上带着笑容和小谢镇定自若地聊着天。此时，这个不再被城市社会的功利欲望所束缚，从“何谓”转变为“何畏”的平凡人，恰好以一种超脱现实的姿态完美诠释了《老子》中的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在小说集《我很重要吗》中，无论是《飞翔与坠落》中甘做社会摊贩的何谓，还是《彼此》中敢爱敢恨的黄沙，亦或是《水土不服中》放弃男友包养的小姜以及《我很重要吗》中自愿离职的“我”，其实都是谢宏有意塑造的一群“精神无产者”的形象。他们或许在物质条件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却在绝望的现实境遇中认清了生命本身的脆弱与无助，因而得以抗拒“财产”带来的欲望和焦虑，变得真正刚强起来。然而，谢宏也并没有将自己对于生命价值意义的反思停留在一种“原子化”的个人精神抗争层面。他笔下的“精神无产者”们始终坚持在失意的现实生活中卑微而认真地生存，寻求人与社会现实之间重新对话的机会，以达成生命最终的自我和解。

三、不安定者的和解：重塑生活的重量

谢宏认为自己的小说是“试图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体现了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一种观感，同时也蕴含着作家关于未来和未知的“预测”。[⑨]谢宏对于自己小说创作观的解释实则也是其积极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尽管谢宏将自己视为“悲观主义者”，但不难看出他坦然接受“悲观”现实的姿态本身，就是其作为写作者试图超越“悲观”的个人意志体现。这也为其笔下文字赋予了一种刚健的内在风骨，令他能够通过“悲观”往事的文学书写，寻找到一种通往“乐观”未来的可能性。
在小说集《我很重要吗》中，《当日子变成石头》是最能体现谢宏“悲观主义”创作思想当中“乐观”内核的作品。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发展围绕着主人公周游与自己的同班同学兼前女友杜丽展开。周游和杜丽曾经是大学时代的一对情侣，然而两人在毕业前夕却因为家庭背景的悬殊差异而在双方父亲的干涉下冲动分手。小说中杜丽的父亲杜可风是导致两人分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曾是一个手握实权的高官，为人处世精明强干，并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在自己女儿的婚姻伴侣上，希望杜丽也能给他找个精明强干的女婿。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女儿最终如其所愿嫁给了一个精明有能力的男人，但这个男人却趁他从官场退位且身患重病之后，十分“精明”地以离婚为要挟，勒令杜丽放弃自己父亲的住院治疗。
不难看出，杜可风是一个遵循着金钱和权力的欲望逻辑追逐自己野心抱负的社会成功人士形象。在他作为父亲的阴影之下，女儿杜丽只能通过认同他的欲望模式来挑选自己的理想配偶。但杜可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作为“成功者”的身份本身也是建立在“他者认同”的欲望逻辑之上的。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高官的身份，其实都不源于他个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一种经过家庭和社会成员的承认之后，才能发挥效力的结构性产物。一旦他从赋予其身份的现实社会结构当中退位，那么这种身份原有的权威性也就随之不复存在。因此退休之后，杜可风只能将自己作为成功者“被承认”的欲望转移到钓鱼的娱乐活动之上。然而，他随即发现在钓场的角逐当中，自己所熟知的那一套社会权力规则却骤然失效。没有了官员身份的支撑，他只是一个在日常钓鱼中屡遭挫败的普通老人，最终他也因为无法忍受钓友的语言嘲讽而中风住院。
与杜可风争强好胜却机关算尽的一生不同，小说有意通过钓鱼的共同爱好在主人公周游与杜可风之间建构了一种对比关系。周游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形成了钓鱼的习惯。然而与杜可风所不同的是，周游从来就不执着于每次钓鱼的实际收益，而是沉浸在钓鱼本身带来的内心安宁之中。因此，当杜丽多年后略带遗憾地向周游感慨，可惜自己父亲当年并不知道周游的爱好时，周游却认为就算知道也不会对他们的关系有实质性帮助。这说明在周游心中很清楚，杜丽父亲虽然与自己有着相同的爱好，但这种爱好背后的现实欲望逻辑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代表着对名利的执着追逐，而后者不过是个体生命为了在精神上摆脱功利心的纠缠，从而达成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
周游在钓鱼上的态度，同样也是他对待杜丽以及自己人生的态度。与杜丽分手多年之后，再次接到杜丽因为父亲病危而需要找医生的求助时，周游不仅十分热心地帮她联系主治医师，而且还退回了杜丽托他帮忙时送的“好处”。那么，周游对待身边人的这种非功利的态度，是否仅仅带来他精神上的自我宽慰呢？它对周游的现实人生又具有怎样的实际影响呢？小说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其实就隐藏在周游和自己妻子的关系当中。周游是在失恋之后遇见自己妻子的。不仅如此，他还向自己的妻子倾诉过失恋之后的苦闷。换言之，周游和妻子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基于杜丽带给他的恋情失败的创伤之上。但也正因如此，当周游和妻子都从这段过去“失败”关系的视角出发，去看待他们之间新建立的亲密关系时，才会表现得珍惜倍至。所以小说写道：“我们开始恋爱后，偶尔她谈起杜丽，她多少还是会带点醋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明白了过去只能回忆，而珍惜现在才是最重要的”。[⑩]这种由于生命主体当下处境的变化，从而在阐释过去熟悉事物时发生的视角转变，正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所说的“视差”（parallax）,即“客体显而易见的位移（在某个背景下，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位移源于观察者位置的变化”。
而“视差”的出现，则代表着一种生命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生成，它为生命提供了自我和解可能性。正因为周游和妻子将杜丽的存在包容进他们二者的关系之中，他们才得以发现，失败的人生并不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在某个过去的时间点上被人所体验为荒诞而绝望的事件，其实会随着现实生存处境的发展变动而被人回溯性地重新定义。被重新定义的“荒诞”使过去的创伤变为当下现实的一种点缀，并为生活再次赋予朝向未来的价值和重量。这正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所说的“被矛扎穿的伤口还需扎伤的矛来治愈”。所以，小说最后周游才会记下这样一段话：“当时光流逝，日子变成了石头，不管它丑陋，它漂亮，它都会堆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走过的路上……它使哭过笑过的我们，脚步比以往更沉实，更有分量……”

[①] [法国]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版，第6页。
[②]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版，第674页。
[③]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14页。
[④]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22页。
[⑤]谢宏：《自游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版，第315页。
[⑥]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24页。
[⑦]转引自：文森特·德贡布：《当代法国哲学》，王寅丽译，新星出版社2007版，第44页。
[⑧]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25页。
[⑨]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235页。
[⑩]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01页。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6页。
谢宏：《我很重要吗》，海天出版社2012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