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精神病院
二〇〇二年，显贵二十四岁。
小芳走后，显贵的状态急转直下。如果说以前的他是“沉默寡言”，现在就是“不与人交”了——连父母都不理了。王桂兰叫他吃饭，他不应。汤德厚跟他说话，他像没听见。他把自己的门从里面插上了，谁叫都不开。王桂兰急得在门口哭，他在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
显娇回来过几次，每次都站在那扇紧闭的门前说话。她说很久，说自己的工作，说县城的事，说陈建国，说一些有的没的。门那边始终没有回应。有一次她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她听见了呼吸声。很轻，但很稳。他在听。他只是不说话。
“贵儿，”她说，“你要是听见了，就敲一下门。”
沉默了几秒。
“咚。”
一声。很轻，但她听见了。
显娇把额头抵在门板上，闭上眼睛。她的眼泪顺着门板流下去，渗进木头的缝隙里。
“姐知道了。姐不说了。你好好的。”
她转身走了。走出院门的时候，王桂兰追出来，拉着她的手，眼睛红红的：“娇，你说他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连我都不理了？我是他妈啊。”
显娇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已经多到数不清了。她伸手帮母亲擦了擦眼泪，但眼泪擦不完，擦了又流，擦了又流。
“妈，”她说，“我想办法。”
显娇回到县城以后，开始查资料。她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精神病学》，厚厚的一本，浅蓝色的封面，定价三十五块。她把书带回家，每天晚上翻几页。陈建国问她看什么，她说“随便看看”。她不想跟丈夫说太多弟弟的事，不是不信任，是说不出口。那些事太沉了，她怕说出来会压垮这个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家庭。
书里的很多术语她看不太懂，“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样人格障碍”“社交焦虑障碍”，每个词都像是在描述弟弟，又都不是完全对得上。她看到一段话：“患者表现为长期的社会隔离，缺乏亲密关系，对他人情感表达漠不关心，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对社交情境表现出明显的回避。”她看了三遍，把书合上了。
不是看不懂。是看懂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打电话给市里第三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咨询了一个医生。医生姓周，听她描述了症状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弟弟的情况，可能不仅仅是性格问题。建议带他来做个评估。”
“能治吗？”显娇问。
周医生又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要看了才知道。人格层面的问题，治疗周期很长，而且需要患者本人的配合。”
显娇知道“患者本人的配合”是什么意思。弟弟连门都不出，怎么配合？
但她还是决定试一试。
说服显贵去医院，比显娇想象的要容易——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说服，因为显贵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显娇站在门口说“贵儿，姐带你去市里看看”，里面没有声音。她说“就去看一次，看完就回来”，里面还是没有声音。她说“姐后天早上来接你”，里面传来一声——不是“好”，不是“嗯”，是床板响了一声。他翻了个身。
显娇把这当成默许。
那天早上，显娇和陈建国开了车来接。车是借的，陈建国同事的面包车，白色，车门上有锈。显贵自己从屋里出来了。这是小芳走后他第一次走出那扇门。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旧T恤，头发很长，胡子也没刮，整个人像从地窖里挖出来的。
他没有反抗，跟着上了车。坐在后排，靠着窗，看着窗外。从村里到市里，开车要两个多小时。一路上他没说一句话，显娇时不时从副驾驶回头看，他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头靠着车窗，眼睛看着外面。
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城东，一栋灰色的五层楼，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市精神卫生中心”。显娇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那栋楼的颜色跟弟弟的衣服一样，灰白色的，像是专门为他准备的。
周医生给显贵做了评估。评估的过程显娇没有参与，她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走廊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酸臭味。墙上贴着精神卫生的宣传画，画着灿烂的太阳和微笑的人脸，下面的字写着“关爱心理健康，共建和谐社会”。显娇看着那幅画，觉得它和这栋楼不搭。就像把一张笑脸贴在一张哭脸上，看着别扭。
评估做了一个多小时。门开了，显贵先出来，被一个护士领着去另一个房间。周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看着显娇。
“初步判断，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倾向很明显，社交功能严重受损，同时伴有抑郁症状。IQ测试做了一下，他的智商在正常范围偏上。”周医生停顿了一下，“你弟弟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不是智力问题，不是典型的重性精神病，他是一个社会化完全失败的人。”
“能治吗？”显娇问。这是她最关心的问题。
周医生没有直接回答。“他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但前提是他愿意配合。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基本不主动说话，问一句答一句，答完就不再开口了。这种阻抗很强，单纯靠门诊治疗恐怕效果有限。”
“那怎么办？”
周医生想了想。“如果家庭监护能力有限，可以考虑住院。我们这边有一个康复病区，收治一些慢性精神障碍和人格障碍的患者。住院的环境相对结构化，有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工娱治疗。但周期会比较长，费用也不低。”
“多少钱一个月？”
“一千五左右。医保可以报一部分，但比例不高。”
显娇沉默了。一千五，是她将近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要长期住院，这个费用她扛不起。父母更扛不起。她想了想，说：“我先带他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周医生点了点头。他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显娇。“这是我的电话。决定了可以联系我。另外，”他犹豫了一下，“家属要有心理准备。你弟弟的情况，不太可能完全恢复正常。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让他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生活，减少自伤或伤人的风险。”
显娇接过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她走出诊室，在走廊尽头找到了显贵。他坐在一张塑料椅子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护士在旁边站着，表情有点无奈，大概是跟他说了半天话，他一句也没回。
“贵儿。”显娇走过去。
显贵抬起头。他的眼神还是那样，空荡荡的，但显娇觉得那里面多了一点东西——像是疲倦，又像是认命。他看着姐姐，嘴唇动了一下。
“姐。”
“嗯。”
“我要住院吗？”
显娇愣了一下。她不知道弟弟是怎么听到的，但她没有问。她在弟弟旁边坐下来，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骨节分明。
“你想住吗？”
显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户，阳光从外面照进来，照在地上，一片亮。他的目光落在那片光上，像是在看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都一样。”他说。
这是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一句完整的、没有语病的、意思明确的话。在那之后，他说的所有话都变成了单字、词组、意义不明的喃喃自语。但这句话，显娇记了一辈子。
“都一样。”
不管住不住院，不管在哪里，不管跟谁在一起，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已经在那个壳里待了太久，久到已经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到过外面。
显娇带他回家了。住院的事，她要跟父母商量。但回村的路上，她已经知道商量的结果会是什么。一千五一个月，他们出不起。就算砸锅卖铁出了一两个月，后面怎么办？把弟弟从医院接回来，他还是在那个房间里，还是那扇门，还是那张床。什么都没有改变。
改变一件事需要钱。钱不是万能，但在这件事上，没有钱，连开始的可能性都没有。
面包车在土路上颠簸，显贵的头靠在车窗上，一下一下地磕在玻璃上，闷响。他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显娇转过头，看向窗外。田野里的稻子已经黄了，快要收割了。沉甸甸的稻穗垂着头，风吹过去，一片一片地倒伏，像金色的波浪。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她和弟弟在田埂上走。那时候弟弟还小，她拉着他的手。田埂很窄，两个人一前一后，她走在前面，弟弟跟在后面。她回头看他，他低着头，看脚下的路，小心翼翼地走。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走在前面，弟弟会一直跟在后面。
后来她走出了那条田埂，走到了县城，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而弟弟停在半路上，不走了。
他没有跟上来。
永远不会跟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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