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城记事：渔民村 | 王君伟

深圳河在罗湖这一段拐了个弯，河水不算急，却把两岸的日子隔成了两种模样。站在渔邨社区的堤岸上往对岸看，香港元朗的山影在薄雾里若隐若现。身后是整齐的花园小区，楼不高，但干净体面。没有人会想到，四十六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荒滩、几只破旧的舢板，和一群被岸上人叫作“水流柴”的人——像河里漂着的断木残枝，不知道会被冲到哪去。
我到深圳这么多年，忙于生计，整日在高楼大厦的商圈里进出，只知道有个渔民村纪念馆，却一直没去看过。前些日子陆续在报刊网媒文学平台上发表了几篇《鹏城记事》的散文，有位编辑老师指点说可以写一下渔民村。终于成行。
那里有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客户。他在华强北做电子生意。陪我走了一圈，他说渔民村的老人们管从前叫“水上漂”。到他家坐了一会儿，他母亲八十多岁了，耳朵不太好使，和我提起早年的事情，眼神就亮起来。她说小时候一家六口挤在一条木船上，“就现在客厅到厨房那么长吧。”船尾支个棚子，船头煮饭，刮风下雨全在船上。那时候他们这些水上人家，户籍簿上没有名字，风浪大的时候，整条船翻过，人也就没了。她讲的是地道粤语，我属于“识听毋识讲”的档次，七七八八听懂了。
朋友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漂泊的渔民们请上了岸。犁头尖那片荒滩上，第一次有了属于渔民自己的房子。稻草顶，竹篱墙，但总算站在了地上。我在村史馆里看了当年建村的老照片，一群人光着脚站在滩涂上，手里拿着铁锹，脸上黑瘦，但眼睛是亮的——那种光，我在很多深圳老照片里都见过，是终于有了根的光。
真正的变化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风从南边吹过来，渔民村紧挨着罗湖口岸，香港人过个桥就能到。村里人胆子大，先是养鱼虾卖给香港，后来跑运输、办加工厂。那时候香港缺什么，渔民村就做什么。一年工夫，全村人都成了万元户。一九八四年，全村统一建起三十三栋小洋楼，整齐地排列着，像一排排白色的琴键。
那一年春天，邓小平来了。他从村头走到村尾，一位叫邓锦辉的村民把他请进家里，两个姓邓的本家坐在沙发上聊天。老人问生活好不好，邓锦辉说好。又问房子多少平，说一百八十平。邓小平笑了，说你们过得比我好。这句话传出去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听见了。渔民村不只是一个村了，它成了一个符号——证明勤劳可以致富，证明选择一条对的路，日子真能翻天覆地地变。
但渔民村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九十年代，深圳到处都在建高楼，渔民村的小洋楼渐渐被周围的城中村握手楼包围了。巷子窄得伸手能碰到对面的墙，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二〇一二年，村里决定推倒重建。旧房子拆掉的时候，很多老村民站在边上看着，看了很久。他们舍不得，但心里明白，该往前走了。
如今的渔民村是新模样。楼房不高，但错落有致，楼下有花园，旁边有公园。村史馆建在村口，里面有一面照片墙，从木船到草棚，从砖房到小洋楼，再到现在的花园小区——四张照片并排挂着，不用任何文字说明，就能让人看很久。文化长廊上有浮雕，刻着渔民拉网、划桨、建村的画面。每天傍晚，长廊下的长椅上总坐着老人，摇着蒲扇听粤剧，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对岸香港的灯火就隔着一条河慢慢亮起来。
这个村姓邓的人特多，朋友带我来到又一位邓姓老人的家，客厅墙上那张照片最显眼——那是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总书记坐在他家沙发上，握着他的手说：“用勤劳双手创造更幸福生活。”十几年过去了，这句话挂在墙上，也落进了日子里。他的孙子从香港读完大学回来，在罗湖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每天过桥回家吃饭。邓老说以前过河是讨生活，现在过河是上班，一样的河，不一样的人。
我们在村里逛时，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从身边经过，车上的风铃叮叮当当响。旁边健身广场上，几个打球的少年在喊“好球”。更远处，深圳河的晚风把国旗吹得猎猎作响。我突然想起村史馆里那行字——从“水上漂”到“岸上住”，从“万元户”到“幸福里”。
四十六年的河水流过去，舢板早就不见了。岸上的人，终于过上了不用再漂泊的日子。当年的“水流柴”，如今都长成了岸上的树。
（2026年秋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