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贵一天天长大。他生得白净，不像村里其他孩子那样黑黢黢的。眼睛大，睫毛长，谁见了都说“这娃长得真俊”。他不爱笑，不爱哭，不爱闹。别的婴儿哭起来撕心裂肺，他哭几声就停了，像是觉得没意思。
王桂兰说：“贵儿从小就乖，不闹人。”
但显娇注意到，弟弟不哭不是因为他乖，而是因为他不在意。饿了，哭两声，奶来了就吃，不来就算了。拉了尿了，不舒服了，也是哼唧两声，没人理就安静了。他好像从小就明白，哭是没有用的。
或者，他从小就习惯了不被回应。
显娇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底，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时候她才六七岁，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只是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她是小孩子，小孩子觉得不对的事情，大人都说对，那大概就是她不对。
显贵会走路以后，就更明显了。
他不跟别的孩子玩。村里的孩子凑在一起追跑打闹，他一个人蹲在墙角，拿根棍子在地上画。画什么？没人知道。他画完了用脚蹭掉，再画，可以画一个下午。
邻居婶子跟他说话：“贵儿，你画啥呢？”
他不理。
婶子又说：“你这娃咋不理人呢？”
他还是不理，头都不抬。
婶子转头跟王桂兰说：“你家贵儿是不是有点……”
“有点啥？”
婶子看了看王桂兰的脸色，把后半句咽回去了。“没啥，就是……不太爱说话。”
王桂兰说：“大了就好了。”
大了就好了。这是村里人最爱说的话。孩子不爱说话——大了就好了。孩子脾气倔——大了就好了。孩子打人——大了就好了。好像长大是一种神奇的药，能治百病。
显贵三岁那年，显娇八岁了。她已经开始上小学了。学校在隔壁村，每天要走四十分钟的土路。她早上起来先做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自己扒拉两口，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先喂弟弟吃饭，然后写作业，写完了帮母亲做家务。
她的成绩好。老师跟汤德厚说：“你家闺女是块读书的料，好好培养，能考出去。”
汤德厚听了，高兴了几天。跟人喝酒的时候说：“我家娇，读书好。”但也就是高兴高兴。他从没想过“培养”是什么意思，也没想过培养要花钱。在他的概念里，读书就是识字，识字就不用当睁眼瞎，就够了。
有一天，显娇放学回来，看见弟弟蹲在门口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蹲着，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蹲下来：“贵儿，怎么了？”
显贵不抬头。
“跟姐说，谁欺负你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闷闷地说了一句：“他们不跟我玩。”
显娇心里一紧。她见过村里别的孩子对她弟弟——他们叫他“哑巴”，因为他不说话；叫他“怪娃”，因为他一个人蹲着。小孩子是最残忍的，他们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排斥一个人。
她拉起弟弟的手：“走，姐带你去找他们。”
显贵不动。甩开她的手。
“不去。”
“为啥？”
“他们蠢。”
显娇看着弟弟的脸——三岁的孩子，脸上的表情不像三岁。那是一种她形容不出来的表情，像是对所有人都失望了，包括她自己。
后来她长大了，学了点心理学，才知道那叫“回避型依恋”——一种在早期照护中得不到足够回应而形成的人格倾向。但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在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八岁的姐姐，看着三岁的弟弟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人能进去的壳里，她站在壳外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蹲在那里，陪他蹲了很久。
最后她说：“贵儿，姐跟你玩。”
显贵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把头埋下去了。
他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好。
显娇八岁那年秋天，显贵三岁。
村里的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语文老师还兼着校长。教室是土坯房，窗户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但显娇喜欢上学。喜欢课本上的字，喜欢算术题，喜欢老师讲的那些她从来没听过的故事——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她听了觉得奇怪，怎么这些故事里的人都不怕苦？后来一想，大概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苦。
显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苦。为了让母亲少累一点，为了让弟弟吃得好一点，为了让这个家好过一点。她不觉得苦。至少不觉得不该。
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起来，摸黑走到灶台前，踩上小板凳，点火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在脸上，暖烘烘的。她先烧一锅水，灌进暖水瓶，然后煮粥。粥是红薯粥，红薯切块，和米一起煮。米不多，稀汤寡水的，但红薯放得多，稠。粥煮好了，盛一碗给母亲端过去，母亲在床上给弟弟喂奶，接过去三两口喝完，碗递回来：“再盛一碗，给你爸。”
父亲已经起来了，蹲在门口洗脸。洗脸水是她昨晚烧好的，放在锅里温着。他用粗糙的手掬一捧水往脸上泼，用一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胡乱擦一把，就算洗完了。然后接过粥，蹲着喝，喝完了把碗往地上一放，点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抽。
显娇自己最后吃。有时候粥不够了，她就喝一碗开水泡红薯，就着咸菜。她从来不说什么，王桂兰也从来没问过她吃了没有。不是不疼，是顾不过来。一个要下地，一个要带孩子，谁有空想那些？在这家里，不被想起来，反而是一种本事。
显贵三岁以后，王桂兰开始下地了。她把显贵交给显娇看，自己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年底分粮分红。显娇放学回来就带着弟弟，写作业的时候弟弟在旁边玩，玩累了就趴在桌上睡，口水流到她的本子上。她把本子挪开，继续写。
显贵跟她不算亲，但也不排斥。她会抱着他，给他喂饭，给他擦鼻涕，哄他睡觉。他不会像对别人那样把她推开，但也从不会主动黏她。显娇有时候想把弟弟抱在怀里多待一会儿，他待不了多久就挣扎着要下去，一个人蹲到墙角去了。
八岁的显娇看着三岁的弟弟，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不需要我？
这个念头让她有点难过，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有很多事要做，没空难过。
显贵四岁的时候，出过一件事。
那天下午，显娇放学回来，发现弟弟不在家。她在院子里喊了几声，没人应。屋里屋外找遍了，没有。她开始慌了，跑到门口问邻居婶子，婶子说“没看见，你不是看着他吗？”
显娇的心跳得咚咚响。她沿着家门口那条路往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贵儿——贵儿——”
村后面有口池塘，水不深，但淹死过一个小孩。显娇想到这里，腿都软了。她跑到池塘边，水面上什么都没有，她蹲下来看，水里映出她自己的脸，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她又往别处找。菜地，谷场，小学，都没有。最后在村东头的打谷场找到了他。
他一个人坐在石磙上，面前蹲着一个老头——是村里下棋的那个老头，姓刘，外号“刘臭棋”，其实棋不臭，整个村没人是他的对手。刘老头正低着头看显贵，两个人中间的地上画了一个棋盘，歪歪扭扭的，用石子摆了几颗子。
刘老头看见显娇，笑了：“你家这娃，我看是个怪才。”
显娇跑过去，一把拉起弟弟，又气又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半天！你知不知道我多害怕！”
显贵被她拽着胳膊，甩了一下，没甩开。他看着姐姐，面无表情地说：“我在下棋。”
“你会下什么棋？你才四岁！”
显贵不说话了。
刘老头在旁边嘿嘿笑：“我刚才一个人摆残局，这小鬼站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替我走了一步。我一看，嘿，走得还真对。我说你会下棋？他说不会。我说不会你怎么知道走那儿？他说‘因为它该走那儿’。”
显娇没听懂。她拉着弟弟回家了，一路上又骂又哄。显贵一句话不说，被她拽着走，像牵一头不情不愿的小牛犊。
回到家里，王桂兰已经回来了，听说了这事，把显贵打了两巴掌，骂了几句。显贵不哭，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母亲，看得王桂兰心里发毛，最后自己先哭了。
“你这娃，”她抱着显贵哭，“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还怎么活？”
显贵被她抱着，不挣扎，但也不回抱。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一根木头。
显娇站在门口看着，忽然觉得这个家很奇怪。母亲抱着弟弟哭，弟弟像一块石头；她想上去说“妈我错了，是我没看好弟弟”，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转身去灶台做饭了。
（待续…）
王桂兰说：“贵儿从小就乖，不闹人。”
但显娇注意到，弟弟不哭不是因为他乖，而是因为他不在意。饿了，哭两声，奶来了就吃，不来就算了。拉了尿了，不舒服了，也是哼唧两声，没人理就安静了。他好像从小就明白，哭是没有用的。
或者，他从小就习惯了不被回应。
显娇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底，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时候她才六七岁，说不清楚这种感觉，只是隐隐觉得哪里不对。但她是小孩子，小孩子觉得不对的事情，大人都说对，那大概就是她不对。
显贵会走路以后，就更明显了。
他不跟别的孩子玩。村里的孩子凑在一起追跑打闹，他一个人蹲在墙角，拿根棍子在地上画。画什么？没人知道。他画完了用脚蹭掉，再画，可以画一个下午。
邻居婶子跟他说话：“贵儿，你画啥呢？”
他不理。
婶子又说：“你这娃咋不理人呢？”
他还是不理，头都不抬。
婶子转头跟王桂兰说：“你家贵儿是不是有点……”
“有点啥？”
婶子看了看王桂兰的脸色，把后半句咽回去了。“没啥，就是……不太爱说话。”
王桂兰说：“大了就好了。”
大了就好了。这是村里人最爱说的话。孩子不爱说话——大了就好了。孩子脾气倔——大了就好了。孩子打人——大了就好了。好像长大是一种神奇的药，能治百病。
显贵三岁那年，显娇八岁了。她已经开始上小学了。学校在隔壁村，每天要走四十分钟的土路。她早上起来先做好一家人的早饭，然后自己扒拉两口，背着书包去上学。放学回来先喂弟弟吃饭，然后写作业，写完了帮母亲做家务。
她的成绩好。老师跟汤德厚说：“你家闺女是块读书的料，好好培养，能考出去。”
汤德厚听了，高兴了几天。跟人喝酒的时候说：“我家娇，读书好。”但也就是高兴高兴。他从没想过“培养”是什么意思，也没想过培养要花钱。在他的概念里，读书就是识字，识字就不用当睁眼瞎，就够了。
有一天，显娇放学回来，看见弟弟蹲在门口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蹲着，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蹲下来：“贵儿，怎么了？”
显贵不抬头。
“跟姐说，谁欺负你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闷闷地说了一句：“他们不跟我玩。”
显娇心里一紧。她见过村里别的孩子对她弟弟——他们叫他“哑巴”，因为他不说话；叫他“怪娃”，因为他一个人蹲着。小孩子是最残忍的，他们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排斥一个人。
她拉起弟弟的手：“走，姐带你去找他们。”
显贵不动。甩开她的手。
“不去。”
“为啥？”
“他们蠢。”
显娇看着弟弟的脸——三岁的孩子，脸上的表情不像三岁。那是一种她形容不出来的表情，像是对所有人都失望了，包括她自己。
后来她长大了，学了点心理学，才知道那叫“回避型依恋”——一种在早期照护中得不到足够回应而形成的人格倾向。但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在那一刻，她只是一个八岁的姐姐，看着三岁的弟弟把自己关在一个没有人能进去的壳里，她站在壳外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蹲在那里，陪他蹲了很久。
最后她说：“贵儿，姐跟你玩。”
显贵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把头埋下去了。
他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好。
显娇八岁那年秋天，显贵三岁。
村里的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算术，语文老师还兼着校长。教室是土坯房，窗户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但显娇喜欢上学。喜欢课本上的字，喜欢算术题，喜欢老师讲的那些她从来没听过的故事——大禹治水，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她听了觉得奇怪，怎么这些故事里的人都不怕苦？后来一想，大概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苦。
显娇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苦。为了让母亲少累一点，为了让弟弟吃得好一点，为了让这个家好过一点。她不觉得苦。至少不觉得不该。
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起来，摸黑走到灶台前，踩上小板凳，点火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在脸上，暖烘烘的。她先烧一锅水，灌进暖水瓶，然后煮粥。粥是红薯粥，红薯切块，和米一起煮。米不多，稀汤寡水的，但红薯放得多，稠。粥煮好了，盛一碗给母亲端过去，母亲在床上给弟弟喂奶，接过去三两口喝完，碗递回来：“再盛一碗，给你爸。”
父亲已经起来了，蹲在门口洗脸。洗脸水是她昨晚烧好的，放在锅里温着。他用粗糙的手掬一捧水往脸上泼，用一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胡乱擦一把，就算洗完了。然后接过粥，蹲着喝，喝完了把碗往地上一放，点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抽。
显娇自己最后吃。有时候粥不够了，她就喝一碗开水泡红薯，就着咸菜。她从来不说什么，王桂兰也从来没问过她吃了没有。不是不疼，是顾不过来。一个要下地，一个要带孩子，谁有空想那些？在这家里，不被想起来，反而是一种本事。
显贵三岁以后，王桂兰开始下地了。她把显贵交给显娇看，自己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年底分粮分红。显娇放学回来就带着弟弟，写作业的时候弟弟在旁边玩，玩累了就趴在桌上睡，口水流到她的本子上。她把本子挪开，继续写。
显贵跟她不算亲，但也不排斥。她会抱着他，给他喂饭，给他擦鼻涕，哄他睡觉。他不会像对别人那样把她推开，但也从不会主动黏她。显娇有时候想把弟弟抱在怀里多待一会儿，他待不了多久就挣扎着要下去，一个人蹲到墙角去了。
八岁的显娇看着三岁的弟弟，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不需要我？
这个念头让她有点难过，但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有很多事要做，没空难过。
显贵四岁的时候，出过一件事。
那天下午，显娇放学回来，发现弟弟不在家。她在院子里喊了几声，没人应。屋里屋外找遍了，没有。她开始慌了，跑到门口问邻居婶子，婶子说“没看见，你不是看着他吗？”
显娇的心跳得咚咚响。她沿着家门口那条路往村外跑，一边跑一边喊：“贵儿——贵儿——”
村后面有口池塘，水不深，但淹死过一个小孩。显娇想到这里，腿都软了。她跑到池塘边，水面上什么都没有，她蹲下来看，水里映出她自己的脸，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她又往别处找。菜地，谷场，小学，都没有。最后在村东头的打谷场找到了他。
他一个人坐在石磙上，面前蹲着一个老头——是村里下棋的那个老头，姓刘，外号“刘臭棋”，其实棋不臭，整个村没人是他的对手。刘老头正低着头看显贵，两个人中间的地上画了一个棋盘，歪歪扭扭的，用石子摆了几颗子。
刘老头看见显娇，笑了：“你家这娃，我看是个怪才。”
显娇跑过去，一把拉起弟弟，又气又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了你半天！你知不知道我多害怕！”
显贵被她拽着胳膊，甩了一下，没甩开。他看着姐姐，面无表情地说：“我在下棋。”
“你会下什么棋？你才四岁！”
显贵不说话了。
刘老头在旁边嘿嘿笑：“我刚才一个人摆残局，这小鬼站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替我走了一步。我一看，嘿，走得还真对。我说你会下棋？他说不会。我说不会你怎么知道走那儿？他说‘因为它该走那儿’。”
显娇没听懂。她拉着弟弟回家了，一路上又骂又哄。显贵一句话不说，被她拽着走，像牵一头不情不愿的小牛犊。
回到家里，王桂兰已经回来了，听说了这事，把显贵打了两巴掌，骂了几句。显贵不哭，站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看着母亲，看得王桂兰心里发毛，最后自己先哭了。
“你这娃，”她抱着显贵哭，“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还怎么活？”
显贵被她抱着，不挣扎，但也不回抱。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像一根木头。
显娇站在门口看着，忽然觉得这个家很奇怪。母亲抱着弟弟哭，弟弟像一块石头；她想上去说“妈我错了，是我没看好弟弟”，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转身去灶台做饭了。
（待续…）
《疯弟》：第一章 盼来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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