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06/29/2026 0

虎渡春秋——从乡土走来,坚守杏坛四十载(6) | 楚客

6、我的中学

1966年的春天,我背着母亲缝的粗布书包,懵懂地跨进湖北黄山头小学。谁也未曾想到,这一脚踏出去,便是辗转湘鄂两地、长达10余年的求学路。而这条蜿蜒流淌的虎渡河,成了我求学路上最清晰的地理坐标。
小学毕业后,1973年初,我又转回安造公社界沟小学的带帽初中读了两年半。
初中阶段受教育大环境影响,我们基本处于半耕半读状态,教我们的有公办教师杨协林、蒋祖元、张克仁、刘一壮等;也有民办老师潘德茂、邹湘高等。刘老师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大约40出头,高高瘦瘦的,本来是管后勤的,由于缺英语老师,他就顶上了。他一节课能上10钟就维持不下去了,余下时间基本是放羊状态。我们畜牧场转去的学生,聪明伶俐,活泼开朗,英语课上是最调皮的。
那时学生流行带中饭,有一天,我家招待来客有些晕菜,妈妈给我们三兄妹包饭时,特意放了一条鱼。没想到被陆儿、康儿、幺巴他们偷吃了。我发现带的鱼被偷吃后,火冒三丈,一恕之下,连同饭盒一起扔到了操场上。大吼着“太不要脸了,中午我弟妹吃什么呀!”他们自知闯祸了,扎着脑袋佯装不知道。
同学间闹点小矛盾并不会耿耿于怀的。这不,也不知谁造谣说我喜欢班花凌平,作为班长的我也懒得去理,自然不会承认啥。康儿却揪出来说:凌平睡午觉时,你如果敢挠她的脚心,说明你不喜欢她,我请客买枯壳饼吃。打趣到这份上,也只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这事后来被大家笑话了很长时间。
那时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并不高,很少进行统一考试,但组织学生学农却很热心,农忙时要求我们帮农民送绿肥、扯草、割稻子等,更多的是组织我们填湖造地。有两件事,让我至今没忘:一件是老师组织我们把学校旁的一条荒弃的水沟,整理出来种稻子。大家都在劳动时,有两个同学不知因何故起了冲突,小元拿起锹猛地朝云龙脸上刺去,云龙被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老师急忙把他送到大队医务室处理……至今他脸上还留有疤痕。
另一件是发生在潘家垱,当时老师组织我们挖闲堤的土,填在潘家垱湖里,用来造地栽棉花。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不知怎地,贤文将一把铲刀猛地扎在康儿脚上,康儿的被扎伤了,老师叫我把他送回家去处理。
这两件事我都在现场,事后家长也没找老师理论,搁现在不知会闹到什么程度。
1975年9月,我踏入安乡三中的校门,开启了两年的高中学习,直到1977年6月,毕业后回到畜牧场。
高中阶段的学习不是很紧张,但教我们的老师挺牛,在全县都是排得上号的。我被分在十三班,当时也叫农艺班,据说是培养文艺方面的人才,好像也没加强这方面的教学。教我们的老师有徐鼎新、石继泽、余子元、周乃林、任泽新、丁玉根等。这些老师都很厉害,徐老师是我们的开班班主任,后来抽调到省里编教材去了,接任的是周乃林。任泽新从高二接手后,一直送我们毕业。石老师、余老师和丁老师虽是科任老师,于我印象深刻,他们功底深厚,且幽默风趣,深受同学们喜欢。
初中时我一直任班干部,读高一时,只是个组长,高二时开始当副班长,最后当班长。班上的劳动委员不服气,他说“想不通”,结果班主任直接说: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通。此话后被同学们津津乐道了许久。
高中开学不久,我们就在校园里板砖烧窖,后又到五里外的十溪湖种棉花,还上冬修工地送文艺节目,慰问挑堤的民工。有两件事我们干得很出格,在全校影响很大,一件事是在上学的路上,在福林油厂与农民群殴;另一件事是在黄土堤的冬修工地与公社五七大学的学员打架。这两件事我都是主角,虽没受到处分,但事后还是觉得年少易冲动,给学校抹了黑,不应该的。
1977年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来,恢复高考啦!我怀揣着满腔热情积极备考,结果名落孙山。我们场周用金、周太国考上了湖南农学院和衡阳医学院,后来听说我们十三班也考上了几个。轰动最大的是潘五一、潘小梅兄妹双双金榜题名,一时传为佳话。
从1966年春季发蒙,到1977年夏季高中毕业,整整十年半的时光,我在湘鄂边界反复辗转,那是求学路上的一段段跋涉,也是命运的一场场淬炼。而虎渡河始终如母亲般守望,让我无论走多远,都能寻到心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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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客,中共党员,乡村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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