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唯独对红薯,多少有些“白眼狼”的意思。家乡卡在南北地理分界线上,一道山岭,划开了我半辈子的口味版图。我是被红薯喂大的,可烙在胃里的印记,偏偏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泛酸气味。直到今天,只要在菜市场撞见红薯,心里就会“咯噔”一下,仿佛迎面撞上了昔日的冤家,那层疙疙瘩瘩的隔膜,几十年都没能顺过来。
小时候家里穷,一日三餐,红薯是绝对的主力——蒸红薯、煮红薯、红薯稀饭、红薯面窝头,还有各种“深加工”制品,黑乎乎的红薯面饸饹、硬邦邦的红薯干、韧劲十足的红薯粉条。翻来覆去,总逃不过那股甜得发腻、却又寡淡无味的纠缠。吃多了,胃里像吊着一坨铁疙瘩,沉甸甸地往下坠,稍一弯腰,酸水便直冲咽喉,烧得嗓子眼生疼。那时我瘦得像根豆芽菜,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能敞开肚皮,吃一顿纯粹的白面馍。
可好日子没盼来,繁重的活计倒先找上了门。三伏天里给红薯翻藤,算得上一年中最磨人的苦差事。
南阳盆地的夏天,整个儿就是个倒扣的大蒸笼。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土坷垃都被晒得滚烫,仿佛扔个鸡蛋都能煎熟。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细筒,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嘶鸣,一声比一声焦躁。在这样的天气去红薯地翻藤,想一想,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农村人干这活,自有一套巧劲儿,需把木棍顺着藤蔓底下伸进去,轻轻一挑,那些细白的须根便“噼啪”断掉,整条红薯藤便服服帖帖地覆盖在田垄上,干净利落。家里那根木棍,光溜溜的、尖尖的,专门用来挑藤。
田埂上的土被晒得酥软,一脚一个深坑。那片绿油油的红薯秧子,远远看着喜人,凑近了才知道厉害。藤蔓上覆着一层细细的绒毛,沾在胳膊上,有些刺痒。叶子背面常趴着胖乎乎的青虫,有时还黏着慢腾腾的蜗牛,不小心蹭到,能让人恶心半天。有一回,我一棍子挑出一条菜花蛇,吓得魂飞魄散,好几天都不敢再踏进那块地。
来到田里,我弯着腰,用木棍挑起那纠缠一团的藤蔓。这玩意儿长得疯,节上已生出许多白白的须根,贪心地扎进土里,大人们说,这叫“偷养分”。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挑起来,再理顺藤蔓,翻个个儿,让贴着地面的阴面朝上,晒晒太阳,杀杀菌。这活计看着简单,做起来却处处是讲究。藤蔓缠得紧,力道猛了,容易扯断主茎,这一窝红薯便没了指望;力道轻了,须根断不干净,翻了也白翻。汗水顺着额角淌进眼里,杀得眼睛酸涩难忍,我抬起手臂胡乱一抹,脸上便画出一道道黑印子。太阳越升越高,毒辣辣地悬在头顶,地里蒸腾起一缕缕蓝色的水汽。后背被晒得生疼,连握在手里的木棍都焐得发烫。我机械地重复着挑、翻、压的动作,蹲久了腿脚发麻,猛然站起来时,眼前总会一阵发黑。四下望去,满眼是无边无际的绿,只有热浪在无声地晃动。恍惚间,竟胡思乱想起来,只觉得整个人都像被泡在一汪酸水里,从内到外,腌透了。我想起冬天从地窖里掏出来的红薯:有些冻坏了,渗出淌着褐色的浆水;有些完好的,皮上带着一层薄霜。然后,被母亲切成块丢进大锅,咕嘟咕嘟地熬煮,满屋子都弥漫着那种甜腻的气味,而此刻却让我胃里泛起一阵阵抽搐。心里便无端地恨起这红薯藤来,恨它为啥长这么多须根,恨它为啥非要跟地下的果实争抢那一点可怜的养分。
也有热得熬不住的时候,我扔了木棍就想往树荫下逃。父亲看见了,并不骂我,只是黑着脸,一言不发,弯腰捡起木棍,默默地替我翻下去。他的脊背被汗水浸透了,白色的盐渍在深色布衫上洇开,像一幅地图。我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便觉脸上发烫,只好乖乖回去,学着他的样子,一垄一垄地翻。父亲偶尔直起腰,用棍尖拨开浮土,察看底下红薯的长势。他不说话,只是用拇指捻了捻土粒,又轻轻覆回去。半晌,才说:“藤不翻,就光长叶子;翻几遍,根才扎得深。翻藤是想把养分都逼到根上去,让红薯长得大些,壮些。” 说这话时,他眼神望向那片青绿,眼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
傍晚时分,我终于翻完了最边上那一垄红薯藤。直起腰的刹那,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晚风吹过来,裹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驱散了少许燥热。我回过头,看着身后那片被我扫荡过的藤蔓,纷乱地趴在田垄上,像刚经历了一场洗礼。我想,这下养分该好好供着红薯长了吧。可心里对红薯的那股子怨气,却没能一同被翻过去,只盼着秋天快点来,收了红薯,换上别的细粮,好摆脱这黏腻的纠缠。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在部队,不管训练再累,夜岗再冷,脑子里总会莫名地掠过那片红薯地,掠过父亲弯腰翻藤的背影。时间久了,我才琢磨过味儿来,父亲翻的又岂止是红薯藤,那是日子。他是在跟贫瘠的土地较劲,跟无常的天气较劲,硬要从那片黄土里抠出一家老小的口粮。
转业后,我留在了南方一座滨海小城。超市里红薯的品种繁多,黄心的、红心的、紫心的,琳琅满目。家人知我忌讳,极少买。有一回,孩子闹着要吃烤红薯,便买了几只回来,放进烤箱。不多时,满屋飘香。孩子吃得满嘴红薯泥,嚷着好甜。盯着那金黄软糯的红薯瓤,熟悉的气味钻进鼻腔,我胃里又开始隐隐抽动。犹豫了许久,才小心拿一小块红薯,剥了皮,闭上眼送进嘴里,很甜,很糯,绵软得几乎不用咀嚼,全然尝不出当年翻藤时那份苦涩与焦灼。
前些年回老家,路过那片红薯地。地里早已变了模样,先是改种果树,后来又换成种粮食,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茬,如今竟荒着,长满了野草。父亲过世后,家里的田地便少了打理。二哥守着几亩地,也只种些省力的庄稼。那天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我随口问:“还种红薯不?”他摇摇头,笑说:“现在日子好了,谁还吃那玩意儿。”可我转头看见,院子角落里,晾着一笸箩红薯干。是他自己切的,薄薄的,半透明,在阳光下泛着白光。我拈起一片放进嘴里,硬硬的,甜味极淡,舌尖上泛起一缕涩涩的味道。那味道,和记忆里一模一样。我慢慢嚼着,那涩味在舌尖上久久不散,而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那三伏天的烈日,那沉在胃底的酸水,早已和血脉长在了一起。我恨过它,躲过它,可到头来,它却成了我回望故乡时,最清晰、也最敏感的那根触须。
临走时,我望了一眼那道土岗。田野里的风,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吹着,而关于红薯的记忆,就像地里的根须,在我心里悄悄蔓延,今生怕是再也拔不出去了。
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企业文化》《大众投资指南》《人民作家》《大河文学》《深圳文学》《顶端新闻》《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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