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显贵在精神病院的第三年，老宋出院了。
老宋走的那天，病区里不少人替他高兴。他在病区住了快三年，虽然脾气躁、嗓门大，但人不坏，跟谁都说得上话。走之前他挨个跟病友告别，到显贵床边的时候，站了一下，想说点什么，最后还是没说。他就站在那张床前，看了显贵一眼，然后走了。
显贵躺在床上，面朝墙壁，一动不动。
老宋走后，病区里空了一张床。显贵的床位仍然是靠窗的那个，但他很少往窗外看了。窗外那堵灰墙上的杂草已经枯了又长、长了又枯，他看够了。他把全部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像一只缩进壳里的蜗牛，壳越来越厚，越来越硬，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只剩下一件事——别来烦我。
新来的病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姓孙，比他小两岁，诊断是“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小孙发病的时候会胡言乱语，说有人要害他，说天花板上有摄像头。不发病的时候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话多，嘴甜，见谁都叫“哥”。
小孙住进了老宋那张床，就在显贵隔壁。
第一天，小孙就跟显贵套近乎：“哥，你什么病？”
显贵没理他。
“哥，你老家哪里的？”
还是没理。
“哥，你会下棋不？”
显贵翻了个身。
小孙挠挠头，不说了。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过了没一会儿，又开始跟对面的病友聊天，聊他的工作，聊他女朋友，聊他住院以前的事。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传进显贵的耳朵里。
显贵没有发作。他忍耐了三天。
第四天，小孙在午休的时候跟同屋的人讲电话——医院允许病人用手机，但要交到护士站保管，每天固定时间发放。小孙拿到手机以后，给他女朋友打了过去，一打就是半小时。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从聊天变成了争吵，从争吵变成了吼叫。
“你他妈说谁呢？我在医院你跟我说这些？你还有没有良心？”
显贵从床上坐起来了。
他走到小孙面前，伸出手。小孙以为他要抢手机，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但显贵没有抢手机，他按了一下小孙手机上的挂断键。
通话断了。
小孙愣住了。
“你干嘛？”小孙的声音还带着刚才吵架的余怒。
“太吵了。”显贵说。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小孙站起来，跟显贵面对面。他比显贵高半头，但体格子没有显贵壮。
显贵看着他的眼睛，说了一句：“你再打，我摔你手机。”
小孙握着手机，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他想骂人，但看着显贵的眼神，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走出了病房。
那天晚上，小孙去找了护士，说他想调床位。护士问为什么，他说“隔壁床那个人太吓人了”。护士说“他打你了？”小孙说“没有，但他看我的眼神，像是要杀我。”
护士把小孙的话记在了交班本上。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个病区里，“看人的眼神像是要杀人”这种描述，每周都能听到好几次。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种病人的主观感受，不代表真正的危险。
二
显贵跟小孙的冲突，不是一天两天积累的。它像一只慢慢膨胀的气球，每天都在充气，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小孙是个不记仇的人，被显贵挂了电话以后，第二天又笑嘻嘻地跟他说话：“哥，昨天的事对不起啊，我心情不好，跟我对象吵架了。”显贵没理他。小孙也不在意，继续说他的。他就是那种天生的“自来熟”，不管你理不理他，他都能跟自己聊起来。
这种性格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可爱的，但在显贵看来，是灾难。
显贵的世界里没有“自来熟”这个概念。在他的认知里，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越远越好。如果有人越过那条线，不管对方是善意还是恶意，都是一种侵犯。小孙每天都在侵犯他的边界——说话离他太近，声音太大，问太多问题，分享太多与他无关的事情。
显贵的忍耐力在日复一日地消耗。他不说，不发作，但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出事那天，是一个阴天。
下午三点多，病区里的病友们都在活动室。有的看电视，有的打牌，有的坐着发呆。小孙在看电视，放的是一部抗战剧，枪声、炮声、喊杀声，声音开得很大。显贵坐在离电视最远的角落里，试图忽略那些声音。
他做不到。
那些声音像虫子一样钻进他的耳朵里，在脑子里嗡嗡地响。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手心在出汗，太阳穴在跳。他知道自己快要控制不住了。
他站起来，走过去，关掉了电视机。
活动室里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着他，包括小孙。
“你关电视干嘛？”小孙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不满，“我们正看着呢。”
“太吵了。”显贵说。
“吵你就出去啊，这是活动室，又不是你家客厅。”
这是显贵最听不得的话。每次有人对他说“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他的反应都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一种被冒犯的暴怒。因为在显贵看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我们要互相体谅”，而是“你不配在这里”。
他盯着小孙，小孙也盯着他。
“你再说一遍。”显贵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靠近的人才听得清。
小孙没有意识到危险。他年轻，冲动，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我说，这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你要嫌吵，你出去。”
显贵出手了。
他不是用拳头打的。他是用推的。两只手猛地推在小孙的胸口上，小孙整个人往后飞出去，后脑勺撞在电视机下面的柜子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咚”。
小孙滑倒在地上，摸着后脑勺，手上摸到了血。他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嘴巴张着，想喊疼，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
显贵没有停。他走过去，弯下腰，又补了两拳。一拳打在小孙的脸上，一拳打在肩膀上。小孙用手臂挡住脸，缩成一团。
旁边的病友尖叫起来。护工老张冲过来，一把抱住显贵的腰，把他往后拖。显贵挣扎，老张喊另一个护工过来帮忙，两个人合力把显贵按在了地上。显贵的脸贴着地板，眼睛还是盯着小孙的方向，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人听清。
小孙被送去了市人民医院。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口子，缝了三针。CT显示没有颅内出血，但有轻微的脑震荡，需要住院观察。
显贵被关进了保护室。这是第三次了。
三
小孙的家属第二天就来了。来的是他母亲和哥哥。他母亲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花白，一进病区就哭。她找到护士站，说要见打她儿子的人。护士说“他现在在保护室里，不能探视”。她哭着说“我儿子还那么年轻，要是有什么后遗症，我们一家人怎么活”。
周医生出面谈的。他说病人有精神障碍，行为不受控制，医院会加强管理，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小孙的哥哥是个实在人，问了句“能赔多少钱”，周医生说“这个要协商，但不会太多，毕竟不是院方的责任”。
最后赔了两千块。小孙的母亲拿了钱，还是不依不饶，说要报警。小孙的哥哥拉了拉她的袖子：“妈，算了，人在医院，你报警能咋的？又不是在外面打架。”
母子俩走了。小孙后来转去了另一家医院，没再回来。
显贵在保护室里关了三天。每天有人送饭进去，吃完把碗送出来，不说一句话。关到第三天的时候，林护士去看他。保护室的门打开，她走进去，看见显贵坐在角落里，抱着膝盖，头埋在膝盖里。
“汤显贵，”她蹲下来，“你知道你打的人缝了三针吗？”
显贵没有抬头。
“你每次打了人，都是你姐姐来替你处理。你姐姐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上次赔了八百，这次赔了两千，她工资都贴进来了。你有没有想过她？”
沉默了很久。显贵的声音从膝盖后面传出来，闷闷的：“我没让她来。”
“她是你姐姐，她能不来吗？”
“我不需要。”
林护士看着他，心里堵得慌。她想说“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但她没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显贵不是没良心，他是没有“需要”这个概念。他不需要任何人，也不觉得自己被任何人需要。这种彻底的、绝对的孤独，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疾病。
她站起来，走出了保护室。
关到第三天晚上，显贵被放回了普通病房。他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来，面朝墙壁。床头柜上放着显娇上个月带来的一袋橘子，已经干瘪了，皮皱得像老人的脸。他没有吃，也没有扔。
四
显贵死的那天，是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七日。
深秋，天已经开始冷了。
那天下午，病区里来了一个新病人。四十多岁，个头很大，目测一米八五以上，体重至少一百八十斤。姓周，别人叫他大周。大周是被家属和两个护工一起架上来的，一路挣扎，一路骂，声音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他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之前在家把亲弟弟打得住了一个月医院。
大周被安排在了老宋以前的那张床上——显贵旁边。
显贵在大周被架上来的那一刻，就感觉到了一种本能的不安。不是害怕，是一种比他更强大、更原始的东西闯入了他的领地。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但他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他从床上坐起来，后背贴着墙，眼睛盯着大周。
大周被按在床上，护工给他打了一针安定。他挣扎了一会儿，慢慢安静下来，闭上了眼睛。
那天晚上，一切正常。大周睡得很沉，显贵也睡了。
第二天早上，大周醒了。药效退了以后，他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浑浊的，带着一种野兽般的警觉。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不吃饭，不吃药，护工靠近他就吼。他的声音很低很沉，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公牛发出的声音。
周医生来查房的时候，大周正坐在床上，双手攥着床单，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周医生站在三步之外跟他说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滚”。周医生又问了一遍，他忽然站起来，护工赶紧上前拦住他。他被按回床上，又打了一针。
显贵全程看着这一切，没有说话。他的表情很平静，但他的手在不自觉地攥着枕头角，指节发白。
接下来的三天，大周的情绪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他能跟人正常交流，坏的时候谁也不认。他是那种“间歇性”的发作模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忽然爆发。护工们提高了警惕，但只要他不攻击别人，医院也不能把他一直绑在床上。
第四天，出事的那天，是星期二。
五
那天中午，病区里的病人都在午休。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护士站偶尔传来翻纸的声音。显贵没有睡，他坐在床上，靠着墙，手里拿着那本《三国演义》。他已经不看内容了，他只是翻。翻到某一页，停下来，盯着上面的字，发一会儿呆，再翻。像是在做一件不需要意义的事，只是为了把手占住。
大周也没有睡。他从床上坐起来，眼睛扫了一圈病房，最后落在了显贵身上。
他站起来，走到显贵床边，站在那里，低头看着他。
显贵抬起头。
两个人对视了。
大周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显贵不认识，但本能地感觉到了威胁。不是恶意，不是愤怒，是一种失去控制的、原始的、不讲道理的力量。大周的人格已经碎裂了，碎成了很多块，在这些碎片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们粘合在一起。
“你在看什么？”大周问。声音不大，但气息很重，像一头牛的喘息。
显贵没有回答。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
“我在问你话。”大周的声音大了些。
“跟你没关系。”显贵说。
这句话像一根火柴，扔进了大周身体里那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火药里。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过渡，大周的脸从平静变成了狰狞，一拳挥过来，打在显贵的左脸上。
显贵的头猛地偏向一边，嘴角破了，血从嘴角流下来。他没有叫，没有躲，甚至没有表现出疼痛。他转过头，看着大周，那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奇怪的、让人后背发凉的平静。
大周被这个眼神激怒了。他冲上去，两只手掐住了显贵的脖子，把他从床上拽起来，甩在地上。显贵的后脑勺磕在床角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的头偏了一下，像是想站起来，但身体不听使唤了。
大周没有停。他弯下腰，又打了两拳，打在身上和脸上。显贵躺在地上，身体蜷缩着，手臂挡在脸前，但没有还手。不是不想还手，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那一下磕在床角上，他的颅骨已经裂了。
护工赶来的时候，显贵已经不动了。大周被两个护工架走，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走廊里一片混乱，病人们惊叫着，护士在打电话叫急救。
显贵躺在病房的地上，脸朝上，眼睛半睁着，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日光灯管，灯管亮着，白色的光直直地照下来，落在他脸上。他的嘴角还有一丝血迹，头发散乱地铺在地上。
急救医生十分钟后赶到。他们做了心肺复苏，打了强心针，心电图上的那条线跳了几下，又回到了直线。十五分钟后，医生摘下了手套。
“患者死亡。死亡原因初步判断为颅脑外伤，具体待尸检确认。”
护工老张站在门口，看着担架上的显贵被白布盖住，抬了出去。他在这个病区干了十五年，见过很多病人去世，但从没有见过一个死的时候脸上是这个表情——不痛苦，不恐惧，也不安详。那个表情，老张想了很久，最后找到的词是：解脱。
像是终于做完了一件不愿意做的事，可以走了。
六
显娇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批改学生的作文。
她从县城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市里，又从市里打车到医院。她到的时候，显贵的遗体已经被送到了太平间。太平间在医院后院，一栋低矮的平房，灰色的墙，门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树，叶子落了一半。
医院的一个副主任在走廊里等她，跟她说明了情况。显贵和大周发生冲突，大周先动手，两个人扭打，显贵后脑磕在床角上，颅脑损伤，抢救无效。大周已经被转去了封闭病房，警方介入了，会调查。
“汤女士，我们深表遗憾。”副主任说。
显娇没有说话。她站在那里，看着副主任的嘴一张一合，听着那些她一个字也不想听的话。她忽然觉得这些声音很远，远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弟弟死了。不是失踪，不是逃跑，是死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给她打电话说“你弟又打人了”，再也不会有人替他去赔钱、去道歉、去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这些她做了很多年的事，从今天起，不用再做了。
她应该觉得轻松。但她没有。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抽空了的容器，什么都装不下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汤女士，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显娇犹豫了。她站在太平间的门口，看着那扇灰色的铁门，门把手是银色的，上面有锈。她想进去，看一眼弟弟最后的样子。但她又怕。不是怕死人，是怕看见弟弟躺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她怕自己看见那个样子以后，这辈子都会做噩梦。
“不用了。”她说。
副主任看了看她，没有勉强，点了点头。
显娇在单子上签了字。她的手很稳，字写得工工整整——汤显娇。签完以后，她放下笔，看着那个名字，觉得那是写给另一个人的。一个做了很多年苦差事、现在终于不用做了的人。
殡仪馆的车来了。显娇跟着车去了殡仪馆。一路上她坐在副驾驶，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白手套，开得很慢。他大概已经习惯了载着死者家属走这条路，一句话不说，收音机也没开。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
殡仪馆在城郊，很新的一栋楼，白墙灰瓦，院子里种着松柏。显娇办完了手续，工作人员问她要什么骨灰盒，什么样的。她选了最便宜的那种，灰色的，两百八十块钱。不是她舍不得花钱，是她知道弟弟不在意。弟弟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在意，死了更不会在意。
火化的时候，显娇站在外面的走廊上等着。走廊里有几排塑料椅子，坐了几个同样在等的人，有的在哭，有的发呆。显娇没有哭，她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幅画。画的是山水，远处有山，近处有水，水里有一条小船，船上没有人。她看着那幅画，想，如果弟弟能坐那条船，划到山里去，再也见不到任何人，他大概会很高兴。
一个多小时以后，工作人员端出一个灰色的骨灰盒，递给她。她接过来，很轻。她抱着那个盒子，从殡仪馆出来，陈建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接过盒子，放在后座上，用手扶了一下，确定它不会滚落，然后关了门。
“回家？”他问。
“回家。”
车开了。显娇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城市慢慢变成郊区，变成田野。深秋的田野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什么都不想，是想得太多了，多到脑子装不下，就全都变成了空白。
她想，弟弟五岁的时候蹲在墙角看蚂蚁，她走过去想抱他，他把她推开。那时候她以为是他小，不懂事。现在她知道了，他一直是那样。推开所有人，推开这个世界，推到最后，把自己也推没了。
她的手放在骨灰盒上，感觉到它的温度——凉的，跟弟弟的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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