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贵五岁那年，显娇十岁，已经会干更多的活了。挑水，和面，蒸馒头，洗衣服，喂猪，什么都干。村里人见了都说“老汤家的闺女能干的”，王桂兰听了笑笑，不说谦虚的话，也不说骄傲的话。她知道闺女能干，但她没空想这些。那一年，显贵开始上育红班——村里的学前班，在一户人家的堂屋里上课，一个老师带二十几个孩子。显贵去了三天，就再也不肯去了。
“贵儿，你为啥不去？”王桂兰问他。
显贵不说话。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还是不说话。
“你倒是说啊！”
显贵抬起头：“他们吵。”
“吵就吵嘛，学校里就是这样，你别理他们就是了。”
“烦。”
王桂兰没辙了。跟汤德厚商量，汤德厚说：“不去就不去吧，一个育红班，上不上能咋地。”王桂兰想了想，也是，反正还小，明年直接上小学得了。
显贵就在家里又待了一年。
这一年里，他学会了认字。
不是谁教的。显娇写作业的时候他蹲在旁边看，看多了，就认识了。显娇发现弟弟能认出自己名字的那天，惊讶得不行。“妈！贵儿认字了！你看，他认识‘汤’！”
王桂兰过来看了看，说了句“哟，还真认识”，然后就去忙别的了。显贵的那点认字的本事，在这个家里激不起半点水花。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人想过“这孩子是不是挺聪明的”。在这个家里，聪明不聪明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干活，能挣钱，能过日子。
但显娇不一样。她隐隐觉得弟弟脑子好使，比村里别的孩子都好使。她在学校学的那些字，弟弟在旁边看看就记住了，她背课文背半天背不下来，弟弟听两遍就能复述。这种脑子，如果好好上学，肯定比她强。
她跟父亲说过一次：“爸，贵儿可聪明了，认字特别快。”
汤德厚说：“是嘛。”
就这两个字。没有下文。
显娇不甘心，又说：“他要是好好读书，以后肯定能考出去。”
汤德厚吸了一口旱烟，慢悠悠地说：“再说吧。”
再说吧。这三个字，显娇后来听了无数遍。再说吧，不就是不问了吗。她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不是父亲不关心，是他已经被生活压得太累了，累到没有力气去关心明天以外的事情。今天吃饱了，明天还能吃饱，就够了。再远的事情，想不动了。
显贵六岁，正式上小学。
学校在隔壁村，走路四十分钟。显娇每天早上拉着他一起去，他不情不愿地跟着，走得慢，显娇就拽着他走。到了学校，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不跟同桌说话，不举手回答问题，下课了也不出去玩。老师提问，他明明知道答案，也不说。老师点了他的名，他才站起来，用很小的声音说出来，全答对了，但语气像在背判决书。
老师跟王桂兰说：“你家显贵，脑子没问题，就是太内向。”
王桂兰说：“是吧，这娃从小就不爱说话。”
老师说：“要多跟人交流，不然以后不好办。”
王桂兰说：“嗯，大了就好了。”
老师看了看她，没再说了。
显贵在学校的日子不算好过。他不理人，别人就不理他。但小孩子是有好奇心的，他不理人，反而有人偏要来招惹他。有人揪他的书包带子，有人在他书上画乌龟，有人趁他不注意把他的板凳抽走，让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显贵从来不告状。被欺负了，他就站起来，拍拍裤子，重新坐好。脸上的表情不变，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有一天放学路上，显娇发现弟弟的嘴角破了，有血。
“怎么回事？谁打你了？”
显贵擦了一下嘴角，看了一眼手上的血，面无表情。
“说话啊！”
“没谁。”
“你嘴角都破了，还说没谁？”
显贵不理她，继续往前走。
显娇追上去，拦住他：“是不是那个谁？三组的那个胖子？我找他去！”
“姐。”显贵停下脚步，看着她。那目光不像一个六岁的孩子，像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你别管了。”
显娇愣住了。
她看着弟弟瘦小的背影走在前面，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忽然觉得，弟弟不需要她的保护。不是因为他有多强，而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被打也好，被欺负也好，对他来说，都跟风吹在脸上一样，只是某种需要承受的东西，不值得哭，也不值得生气。
但她又想，一个人怎么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呢？
不在乎别人对他好，不在乎别人对他不好，不在乎疼，不在乎冷，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对待他。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她没来得及深想。因为弟弟已经走远了，她得追上去。
显贵在小学的前两年，成绩中等偏上。语文不错，数学更好，算术题基本不出错。但他最出众的不是算术，是下棋。
小学三年级那年，学校组织了一次象棋比赛。显贵报了名，全班都意外——这个从来不说话的怪人居然报名参加比赛？更意外的是，他赢了。一路赢，赢到了最后，拿了全校第一。
颁奖的时候，校长把一张奖状递给他，说：“汤显贵同学，你下棋很厉害，以后继续努力。”
显贵拿了奖状，看了一眼，折叠，塞进口袋。没有笑，没有激动，好像拿不拿第一对他都一样。
但他的棋是真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后来每个周末，他都会去村口找刘老头下棋。刘老头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但他没有别的人可以下。村里的老棋友轮流上，一个个都被他杀得片甲不留。
“这小子，”刘老头摇着头说，“是块料。要是生在城里，送去体校，说不定能成专业的。”
显娇听了这话，心里又酸又涩。她也知道弟弟是块料，但有什么用呢？下棋能当饭吃吗？在这个家里，连上学的学费都要东拼西凑，谁有闲钱送他去学棋？再说，就算有钱，去哪儿学？村里连个象棋班都没有。
她把这话跟父亲说了。汤德厚说：“下棋下得好有什么用？能当饭吃？让他好好读书才是正经。”
显娇想说“他读书也可以的”，但没说出口。因为她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家里，下棋是玩物丧志，读书是正经出路。可问题是，弟弟读书也不上心啊。
显贵对学习的态度越来越敷衍。作业能不做就不做，上课能不听就不听。他坐在最后一排，发呆，或者在本子上画棋盘，自己跟自己下棋。老师找他谈话，他听着，点着头，出了办公室就忘了。
老师找王桂兰。王桂兰回来骂了显贵一顿，骂完了自己掉眼泪。显贵看着她哭，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母亲哭完了，他转身回了屋。
显娇在灶台后面坐着，听见母亲在堂屋里叹气。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苗蹿上来，映着她的脸。她想起弟弟五岁时蹲在墙角看蚂蚁的样子，一蹲就是一个下午。蚂蚁搬一粒米，他就看着那粒米从这儿搬到那儿，从那儿搬到这儿。他看蚂蚁的时候，脸上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表情——不是快乐，不是好奇，更像是一种……归宿感。
好像他跟那些蚂蚁才是一类。
她使劲摇了摇头，把这个荒唐的念头甩掉。锅里的粥开了，她揭开锅盖，白汽升腾，模糊了她的眼睛。
显贵九岁那年，显娇十四岁，在乡里的初中读初二。
初中在镇上，离家十里路。显娇住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每个星期五下午，她走四十分钟回家，星期天下午再走回去。她不在家的这两天，显贵就没人带着了。王桂兰在地里忙，顾不上他，他就一个人在家。自己热剩饭，自己写作业——如果他愿意写的话。大多数时候，他不写。
显贵不写作业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觉得没意思。
语文作业抄生字，一个词抄五遍。“伟大”“光荣”“正确”，抄来抄去有什么意思？数学作业做应用题，一个水池，一个进水管一个出水管，同时开，多久能灌满？显贵看了就想，有病吧，谁家水池一边进水一边放水？
他宁可自己跟自己下棋。
他在一张纸上画了棋盘，用不同颜色的纽扣当棋子。左手对右手，红方对黑方。每一局都下得认真，每一步都想了又想。自己赢了自己，不会高兴，自己输给自己，也不会难过。棋盘上是一个完全由他掌控的世界，没有别人，没有规矩，没有任何他不想面对的东西。
这个世界比外面那个好多了。
显娇每个周末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弟弟。不是有多想他——说实话，她有时候觉得弟弟像一个需要照看的物件，不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因为跟他待在一起太累了。他从来不主动说话，你问他十句，他回你一句就不错了。你跟他说话，他像没听见，隔了半天忽然回你一句，你已经忘了刚才说了什么。
但她还是会找他。会问他这周吃了什么，作业写了没有，有没有人欺负他。
显贵的回答永远简短：“吃了。”“写了。”“没有。”
写了？显娇有时候会抽查他的作业本。翻开一看，该写五遍的生词只写了两遍，该做的数学题空了一半。她让他补，他不补。她说“你不补我不给你洗衣服”，他就把脏衣服自己搓了，搓得比她还干净。她说“你不补我告诉妈”，他说“你去”。
她真去告诉妈了。王桂兰在菜地里拔草，头都没抬：“他不写就算了，你跟他生什么气？”
显娇站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想说“妈，他这样下去，以后怎么办”，但这话说不出口。因为“以后”在这个家里是一个太奢侈的词。眼前的事还没忙完呢，哪有功夫想以后？
星期天下午，显娇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显贵蹲在院子里，拿根棍子在地上画棋盘。
显娇背着包走出来：“贵儿，我走了。”
显贵没抬头。
“你听见没有？”
“嗯。”
“你好好写作业。”
“嗯。”
“我下周五回来。”
“嗯。”
显娇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出院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弟弟还蹲在那里，棍子在地上画来画去，阳光照在他的后背上，他一动不动。她忽然想说“贵儿，你抬头看看我”，但这句话刚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她怕他真的抬头。
她怕他抬头的时候，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显贵十岁那年，做过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
那天镇上来了一个摆残棋的老头，五十多岁，戴一顶旧军帽，地上铺一块油布，摆着几局残棋。有人来挑战，一局一块钱，赢了老头给两块钱，输了钱归老头。老头水平高，从上午摆到下午，连赢了十三个人，面前的钱堆了二十多块。
村里的人传开了，说镇上来个了不得的老头，把半条街的人都杀穿了。显贵听说了，放下手里的馒头，从家里走出去，走了四十分钟到镇上。
他到的时候，天快黑了，围观的人散了差不多了。老头正准备收摊。
显贵蹲下来，看着棋盘上最后一局残棋。红方是老头摆的，黑方是留给挑战者的。他看了一分多钟，没说话。
老头抬头看他：“小孩，你要下？”
“嗯。”
“一块钱。”
显贵摸了摸口袋，没有钱。他站起来，看了看周围，人群里没人认识他。他犹豫了一下，转身要走。
“算了，”老头说，“不要你钱，你试试。”
显贵又蹲下来，拿起黑方的炮，走了第一步。
老头看了这步棋，挑了一下眉毛。他走了一步应招。
显贵几乎没有犹豫，又走了一步。
老头走得慢了。他每走一步都要想一会儿，显贵不用想，每一步都走得极快，像早就想好了。围观的人又围过来了，有人认出是汤德厚家的儿子，在村里跟刘老头下棋那个，大家交头接耳。
老头走了十二步，停下来，看着棋盘。过了一会儿，他把红方的帅拿起来，轻轻放在一边。
“我输了。”
围观的几个人发出低低的惊呼。老头抬起头看着显贵：“谁教你的？”
显贵说：“没人教。”
“你自己学的？”
“嗯。”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递给显贵。显贵没接。老头说：“拿着，你赢了。”
显贵说：“你说不要钱的。”
老头笑了：“那是说你输了不要钱，你赢了我，该给你。”
显贵看了看那十块钱，伸出手，接了。他把钱折了折，揣进口袋，转身走了。
老头在后面喊：“你叫什么名字？”
显贵没回头。
“汤显贵。”人群里有人替他答了。
老头看着那孩子的背影，摇了摇头。他收了摊，那天晚上在镇上的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坐早班车回去了。回去以后跟人说，他在那个镇上遇见一个下棋的天才，可惜了，农村的，没人管。
这话传了不知多远，最终也没有传到显贵耳朵里。就算传到了，他大概也不在乎。
那十块钱，他回家以后放在了堂屋的桌上。王桂兰看见了，问他哪来的，他说下棋赢的。王桂兰说了一声“哦”，把钱收起来了。没有问他在哪儿下的，跟谁下的，怎么赢的。显娇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心疼得不行。不是心疼那十块钱，是心疼弟弟被人看见了，又被忽略了。一个外人尚且能看出弟弟是天才，自家人却只关心那十块钱。
但她没资格说父母什么。因为她自己也是一样，除了心疼，什么也没做。
显贵十岁以后，脾气开始变大了。
以前他不说话，是不想说话。现在他不说话，是不屑于说话。如果有人惹到他，他的反应不再是沉默，而是暴怒。
第一次发作，是因为一碗粥。
王桂兰那天做的是苞谷糊，显贵不爱吃这个。他看了一眼碗里的东西，把碗推到一边。王桂兰说：“你吃了，家里就这个。”他不吃。王桂兰又说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他忽然站起来，端起碗，把粥倒在了地上。
王桂兰愣住了。
汤德厚从外面进来，看见地上的粥，脸一下子就黑了。
“你给我捡起来。”
显贵站着不动。
“我说捡起来！”
显贵还是不动。他看着父亲，那眼神不是挑衅，更像是一种漠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我之间没有关系。
汤德厚走过去，抬手就是一个耳光。
显贵被打得偏过头去，脸上浮起五个红指印。他没有哭，没有捂脸，慢慢把头转回来，还是用那种眼神看着父亲。
汤德厚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抬手又要打。王桂兰冲过来拉住他：“行了行了，打坏了怎么办！”然后蹲下来，一边擦地上的粥一边哭。
显贵转身回了屋，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王桂兰端了一碗鸡蛋面放在显贵门口，敲了敲门：“贵儿，妈给你下了面。”
里面没有声音。
王桂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面放在地上，走了。
第二天早上，碗空了，面吃了。但显贵一整天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
从那以后，这样的冲突越来越多。显贵不爱吃的东西，不吃了，摔了。显贵不想做的事，不做了，谁叫都不理。汤德厚骂他，他不回嘴，但也不听。王桂兰哄他，他推开她的手。显娇劝他，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家里人都觉得，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叛逆期”。等过去了就好了。
但显娇有时候会觉得，这不是叛逆。叛逆是知道规则，故意违反。弟弟不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规则是什么，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他不是在反抗，他是在退出。退出这个家，退出这个世界，退到一个只有他自己的地方。
那个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固，墙越来越厚。她站在外面，连敲门都不知道往哪儿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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