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贵从广东回来后，在家里一待就是两年。这两年，他从十八岁变成二十岁。村里同龄的男孩，有的结婚了，有的在外面挣了钱回来盖了新房，有的虽然也没出息，但至少会跟人喝酒打牌吹牛。只有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想要。
他的生活比辍学那阵子更规律了，也更空洞了。每天早上睡到十点多，起来以后，王桂兰已经把饭放在锅里热着。他自己端出来吃，吃完把碗放进水池，不洗。然后要么在院子里站一会儿，要么回屋躺着。下午有时候会出去走走，走不远，就在村子周边转一转，走到田埂上，站一会儿，再走回来。天黑了就吃饭，吃完饭继续躺着，或者坐着，看着墙发呆。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不看书，什么都不做。
汤德厚有一段时间试着叫他去地里干活。玉米地里拔草，麦收的时候割麦，秋收的时候掰玉米。显贵去了，去了就干，干完了就走，不主动问“还有什么活”，不说“累了歇会儿”。他像一个沉默的雇工，而且是一个不需要工钱、但也没有任何热情的雇工。
有一次，汤德厚跟他一起在地里掰玉米。太阳毒，晒得人头皮发麻。汤德厚擦了把汗，跟显贵说：“歇一会儿吧。”显贵没停，继续掰。汤德厚又说了一遍，显贵说“不用”。汤德厚坐在田埂上，点了根烟，看着儿子在地里的背影——弯着腰，一个一个地掰玉米，动作不快不慢，像一台机器。他看着看着，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他想，这孩子不是懒。他干活不偷懒，不耍滑，让他干他就干。但他就是不主动，不想事，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别人家儿子干完地里的活，还会想着帮家里修修房子、劈劈柴、喂喂猪。显贵不会。他不是故意不干，他是真的想不到。他的脑子里好像就只有眼前这一件事，做完就停了，像钟停了。
汤德厚把烟抽完了，站起来，继续干活。
他心里有一个念头，但他不敢想。那个念头是：这孩子，是不是缺了点什么？
不是身体上缺，是脑子里缺，心里缺。缺了什么东西，让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赶紧把它压下去。不能想，不能想。想了也没用。
村里的棋友们，越来越少找显贵下棋了。
不是因为他水平差，恰恰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到让人不想跟他下。跟显贵下棋，你永远输，输得不痛快。因为你赢了，他不高兴；你输了，他更不高兴。不管输赢，他的脸色都一样——阴沉沉的，像是在做一件不得不做但毫无乐趣的事。
刘老头也老了，六十多了，眼神不好，棋力也退了。有一回他跟显贵下棋，下了三盘，输了三盘。最后一盘下完，他把棋子一推，说：“不下了。”
显贵看着他，没说话。
“跟你下棋没意思。”刘老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你不是在下棋，你是在杀人。每一盘都要把人杀光，一个子都不留。下棋是玩，不是打仗。”
显贵低下头，把棋子一颗一颗摆好。他的动作还是很认真，跟小时候一样，像在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
刘老头看着他的样子，叹了口气，走了。
从此以后，显贵再也不去村口了。
他彻底失去了跟这个村子唯一的联系。
显娇每个星期回来，都会去弟弟屋里坐一会儿。说是坐一会儿，其实就是站着，因为屋里没有多余的椅子。显贵的房间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桌上什么也没有，光溜溜的。墙上什么都没有。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得端端正正。不像一个年轻人的房间，像一个没有人住的房间。
显娇有时候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着弟弟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贵儿，你在看什么？”
“没看什么。”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显娇知道他在撒谎。一个人整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可能什么都没想。他只是不想跟她说。
她试着换一种方式。“贵儿，你想不想跟我去县城转转？”
“不去。”
“给你买件新衣服？”
“不用。”
“去吃碗牛肉面？县城有一家特别好吃。”
显贵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姐，你回去吧。”
显娇站在门口，觉得这扇门比上次更难跨进去了。以前至少她还能站在屋里，现在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她退出来，轻轻带上门，靠在走廊的墙上，闭了一会儿眼。
王桂兰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显娇出来，低声问：“怎么样？”
显娇摇了摇头。
王桂兰把手里最后一把玉米撒出去，鸡们扑过来啄，咕咕咕地叫。她看着那些鸡，声音忽然哑了：“娇，你说，妈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显娇走过去，抱住母亲的肩膀。王桂兰比她矮，肩膀窄窄的，骨头硌手。她能摸到母亲肩膀上的骨头，硬硬的，像两块石头。
“妈，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是我生的他，是我养的……”
“妈，”显娇打断她，“别说了。”
王桂兰不说了。她蹲下来，捡地上的玉米粒，一颗一颗地捡。鸡又围过来，她也不赶。
秋天的太阳已经偏西了，院子里的树影拉得老长。显娇看着母亲的背影——一个快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头发白了一半，弯着腰在地上捡玉米粒，因为舍不得浪费那一把撒出去的粮食。
她想，这大概就是她们家的悲剧——每个人都太辛苦了，辛苦到没有力气去想别的事情。父亲辛苦了一辈子，只知道埋头干活；母亲辛苦了一辈子，只知道省吃俭用；她也辛苦，辛苦到连弟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都不敢深想。
不是不想，是不敢。因为想清楚了，就要面对。而面对，意味着改变。改变需要钱，需要时间，需要知识，需要勇气。这些东西，他们家一样都没有。
有时候，贫穷不是没有饭吃。比没有饭吃更可怕的，是没有选择。
显贵二十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汤德厚喝了点酒，情绪上来了，坐在堂屋里跟王桂兰吵架。吵什么？吵显贵的事。汤德厚说“就是你惯的，小时候什么都依着他，现在成这样了”。王桂兰说“我怎么惯他了？你当爹的不管，还怪我？”
吵着吵着，声音越来越大。显贵在自己屋里，门关着，不知道听没听见。但显娇正好那天在家，她坐在堂屋里，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
吵到最后，汤德厚站起来，走到显贵门口，敲了敲门。不是踹门，是敲门。轻轻的，三下。
“贵儿，你出来，爸跟你说几句话。”
里面没动静。
“贵儿？”
依然没动静。汤德厚转过身，准备回去。
门开了。
显贵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毛衣，头发乱糟糟的。他看着父亲，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
汤德厚愣了一下。
“你们吵了二十年了，”显贵说，“从我生下来就吵。吵完了就说是为我好。我让你们为我好了吗？”
王桂兰坐在那里，嘴巴张着，说不出话。
“我让你们生我了吗？”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堂屋的空气里，所有人都被钉住了。
汤德厚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王桂兰开始哭了，哭声不大，呜呜的，像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
显贵看着他们，眼睛里没有任何情绪。然后他关上了门。
那扇门上回被汤德厚踹坏的合页还没修好，门关不严，留了一条缝。从那条缝里漏出一线光，昏黄的，冷冷的。
汤德厚站在门外，看着那条缝，慢慢蹲了下去。他没有喝酒的劲头了，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缩成一团。
王桂兰还在哭。显娇走过去，把手放在母亲背上，一句话没说。
那天晚上，显娇在灶房里坐了很久。灶是冷的，灶膛里的灰也是冷的。她坐在板凳上，抱着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想了很多。
她想起弟弟说的那句话——“我让你们生我了吗？”
这是一句不应该说出来的话。但他说出来了。而且说出来之后，她没有觉得吃惊。她甚至觉得，弟弟憋了二十年，终于说出了最真实的那句话。
他不想来这个世界。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来。
是父母硬把他拉来的，付出了代价，背负了期待。可他不想承担这些。他什么都没要，什么都不想要。他想要的，就是别来。
显娇想到这里，忽然打了一个寒颤。不是冷的，是怕的。她怕的不是弟弟说了什么，是弟弟心里的那个空洞——那个空洞有多大，她不知道，但她能感觉到它的边缘，冰冷的，锋利的，一碰就要割伤手。
她站起来，走到显贵门口。门还是关不严，那条缝里已经没有光了。他睡了。
显娇站在门口，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门的门板。木头很粗糙，上面有虫蛀的小洞。她把手指塞进一个小洞里，感觉到里面的木屑，干燥的，一碰就碎。
“贵儿，”她对着门缝说，声音很轻，轻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姐在呢。”
门那边没有回应。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还是个小女孩，弟弟也是个小男孩。他们在一个很大的棋盘上，棋盘是土地，棋子是石头。弟弟蹲在地上，把石头一颗一颗地摆好。她走过去，蹲在他旁边，看着那些石头。
“贵儿，你在干什么？”
“我在下棋。”
“跟谁下？”
弟弟抬起头，看着她，笑了。那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不是客气，不是敷衍，是真正的、从心里涌出来的笑。
“跟你下啊，姐。”
她拿起一颗石头，放在棋盘上。石头很重，她要用两只手才能搬动。弟弟也拿起一颗石头，放在她旁边。
然后棋盘裂开了。
土地裂成两半，石头掉进裂缝里，弟弟也掉进去了。她伸手去抓，抓到了他的手指。他的手指很凉，像冬天的铁。
“姐，放手。”
“不放。”
“放手吧。”他看着她的眼睛，还是那个笑容。
她说：“不放。”
然后她就醒了。
枕头上湿了一片。她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窗外天还没亮，鸡叫了第一遍。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鸡叫第二遍，第三遍。天蒙蒙亮了，她听见母亲在隔壁屋里翻身，听见父亲咳嗽了一声，然后一切又安静了。
她坐起来，穿上衣服，走进灶房，点火做饭。
火升起来了，灶膛里的柴噼噼啪啪地响。她看着那些火苗，想起弟弟说“我让你们生我了吗”时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深的、让人绝望的疲惫。
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弟弟不是不想活了，他是不想这样活。但他不知道还能怎么活。他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活法。在他的世界里，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像父母那样，沉默地受苦；一种是像村里大多数人那样，喧哗地受苦。两种他都不想要。
他想要的，只是一个人待着。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不用面对那些他处理不了的东西。
可是人不能永远一个人待着。
所以他被困住了。困在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他自己砌的，但砌墙的砖，是别人一块一块递给他的。
显娇把粥煮好了，盛了一碗，放在灶台上凉着。她没有去叫任何人起床。她坐在灶房里，等天亮。
天终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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