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父亲 | 吕有德

这些日子，我常梦见父亲，每次他都是微笑着问我：“崽啊，两年都没来坟地看我一眼，你在外面遇上麻烦了？”
其实，这两年我在他乡挺好。父母已去世，儿女在深圳长大和工作，这里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现在常梦见父亲，是真正理解了他，而且从灵魂深处，敬佩父亲艰辛困苦却刚毅不屈的一生。
父亲出生于烽火连天的1938年，6月开始日军从南京沿长江溯水进攻，意在占领武汉，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江西许多地方陷入战乱。景德镇城区不仅被日军狂轰滥炸，中国沿海被封锁后，陶瓷出口彻底断绝。
我爷爷农闲时在山里烧制釉灰，那是瓷器的核心原料，此时生计断绝，只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祸不单行，父亲三岁时，爷爷伐木受伤，感染破伤风而病故，家里的天彻底塌了。大伯父14岁，在当地乡绅姑父家读私塾。二伯父12岁，去三里外的远房亲戚家放牛，管吃住没工钱。姑妈去邻县当童养媳。父亲太小，跟在祖母身边。
我没见过祖母，从父亲乐观、豪放的性格上可猜到：祖母是位坚强大度的旧式山村农妇。尤其让我敬佩且惊讶的是：祖母居然把唯一的祖屋典当出去，让父亲读了3年多村私塾。科举早在1905年9月就废除，我的未曾谋面的祖母，您为何在如此绝境中依然让父亲读书？仅仅是慈爱吗？这在小南河50里流域内，肯定绝无仅有！
我对父亲清晰的记忆，是1976年上本村小学开始。

父亲那时是大队书记，有一位外号“陈胖子”的“右派”，常到我家吃饭。次数多了，母亲很不乐意。家里实在太穷，买煤油点灯的钱都紧巴，天黑前兄妹五人必须赶紧洗脸洗脚。父亲不管不顾，照样领他回来。
长大后我才知道他是陶瓷美术家，被发配到我们村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父亲给他找个差事——专画毛主席的油画，常年累月画，跟墙上贴的一模一样，我上初中时在大队部还见过一幅。乡亲们万分敬佩，这么有本事，又热爱毛主席，怎可能是坏人？每当婚丧娶嫁或杀年猪，必有村民拖他去吃席，而且坐主桌，只在农忙时安排他干些轻松的农活，当作锻炼身体。
后来听父亲说：他下乡前安排了后事，准备死在田间地头或山上，他有严重高血压、脂肪肝。1978年评反，他回城时满面红光，身体健康，50多岁的老男人，依依不舍地哭得稀里哗啦。
我们大队5个村，接收10个下乡知青。父亲请当地中学老师出题考试，前三名安排当民办老师和赤脚医生。父亲筹办了小农场，让剩下的7人去种茶叶、种菜、养鸡、养猪，还开了谷酒厂，酒可卖钱，酒糟可养猪。伤痕文学中描述的知青苦难，这些小青年没吃过半点。
父亲的善意务实的安排却被告发为“包庇右派，抵制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政策”。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是天大的罪过。公社领导都是本地人，了解父亲为人和具体情况，压下来没处理。
景德镇市的造反派听说小南河源头的深山沟里，居然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像狗闻到了骨头香，几十号人气势汹汹地乘拖拉机来到大队部。
父亲的私塾没白上，他熟读毛选，能背下几百条语录，口才又极好。他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抢先给造反派第一句下马威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接着第二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叫民兵营长带来几十号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腰挂手榴弹，都是真家伙。
造反派没料到父亲这个乡巴佬这么强硬，找借口去农场实地调查。小农场从大门口到宿舍，都是陈胖子画的伟人头像，连猪栏门上都有他写的仿宋体语录。你们来闹农场？正副厂长都是贫协会员，知青只是接受贫农再教育，学习怎样种茶喂猪酿酒，“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父亲精通世事，中午杀了农场的一头肥猪，让他们大吃大喝，临走给每人一大袋茶叶、鸡蛋，＂这些小青年乐翻了天，从此再也没来闹事。
其实父亲比陈胖子、比知青累得多。他是农民，要下田攒工分买口粮。大队工作忙时没空出工，得用公社补贴的微薄工资买工分，所剩无几，可我有兄弟姐妹5人，都要上学。幸好母亲当民办老师，每月有十几元工资。她又精打细算，课余养猪喂鸡，农忙时下田，才勉强度日。
那时乡村基层干部不仅要完成上级任务，更磨人的是调解村民的争吵打架、兄弟分家、婆媳矛盾、偷鸡摸狗……只要找上门就得应对，我家像是110警务中心，没几天能清静。
父亲的威信，主要不是来自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官位，而是苦干实干、做事合乎乡土人情。

大约4岁时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偷跑到离家3里的大山坳，父亲在那建水库。满眼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一位青年抱着我艰难地爬上陡坡，高大壮实的父亲正弯腰挑担过来。他惊讶地放下担子，边喘气边笑着说：“崽啊，这里危险，我要天黑才收工，你快回家！”我看他的担子里是石头，别人的大多是黄泥，难怪妈妈总说他不会算帐。
我五年级上三里外的中心小学，大队部也在那个村。一天中午突下暴雨，我没带伞，决定找父亲混一餐午饭。他那些同事经常到我家吃饭，连红薯都没给过半个。我飞奔而去，父亲赶紧用毛巾细心地擦干我满身的雨水，顺手把伞递给我，温和却威严地说：“赶快回家，下午上课别迟到了。”

我小时的记忆中，只要父亲在家，一定欢天喜地，尤其是一家人围桌吃饭时，很寻常的一句话，父亲说出来就自带喜感，我们常笑得捂着肚子喷饭。清汤寡水的饭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个个身心健康。
1981年我家乡分田单干。父亲正值壮年，我们都长大了，单干对我家来说是好事，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勤劳务实的群体，完全为自己干，整个农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派欣欣向荣，正如蒋大为的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大队的工作量少多了，乡亲们能吃饱喝足，精力都用来奔小康。
然而，农村基层干部更大的压力暴风骤雨般来临。国家把计划生育当作国策，农村如果头胎是女儿，最多也只能生二胎，第二胎还是女儿呢？那也得结扎。种田地是重体力活为主，没有壮劳力无法生存。“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说给农民听，傻子都不信，到时几亿老农民，国家养得了？况且乡土几千年传宗接代的观念，哪能忽然改？
父亲口才再好，再灵活机智，此时也无能为力，而上级考核是一票否决。于是乎“超生游击队”四处躲藏。父亲白天除了上班，还要抽空带着我们种十多亩稻田，要打柴种菜，晚上夜半三更经常带计生办的人抓超生孕妇结扎，有本地也有外地躲过来的，全国乡村都这样。
他不仅是体力透支，更是心理折磨，明知政策过头了却无法改变，他最多只能善意地疏忽，装没找到。
乡村仅红火了三年，改革重点转向城市。通过农产品国家垄断压价收购，化肥、农药之类必需的工业品涨价，乡村极有限的经济资源转移到城市。
农村教育、医疗、水利、治安等几乎靠自己筹集资金。中国农村当时除个别地区有工业或矿业利润来源，绝大多数乡村只能按田地或人头摊派。于是，“八顶大盖帽，压顶破草帽”的现实上演。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收费，必须按时从农民手中收上来，乡镇才能正常运转。我家田多人多，父母摇头叹息，得带头交。

那时是粮站垄断收购，私人贩卖属犯罪。于是当地政府联合粮站强行划扣。许多农户辛苦一年，分文没有还倒欠政府一大笔钱，能不怨气冲天吗？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这些费用最终都得靠父亲这样的基层干部收上来。我家乡属方志敏开创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民风纯朴而又彪悍，计划生育迭加沉重的税费，愤怒的农民把矛头对准朝夕相处的基层干部，一向受人尊敬的父亲，开始每天面对乡亲的谩骂甚至暴力威胁。
我母亲胆颤心惊，要父亲别干，唠叨多了，他发火道：“哪怕没有工资我也干，一点困难就逃跑？”那时我上高中，他有次跟我聊天说：“崽啊，乡亲们骂几句没关系，现在像是妇女临产前的阵痛，熬过这个坎，国家终究会好起来的。你说的美国佬用飞机播种除草、住大别墅吃牛排，我们也肯定行！”他那故作幽默轻松的语气，让我倍感辛酸，我猛然发现父亲原来粗硬乌黑的板寸头发，银光闪闪。
转眼到了1998年，乡镇机关精简。父亲从20岁入党奋斗到50岁，依然没有国编，他回平静地回村种田，每月领50元养老金，当时可以买8斤五花肉。我这赤手空拳的乡村青年，在深圳拚命折腾，只有过春节时才带着带着一年的疲惫和酸辛回家。一回相见一回老，父亲的身体急速垮下来。那时没有严格落实公务接待制度，我家乡酒风豪放，父亲每次喝酒奋不顾身，绝不偷奸耍滑，如此经年累月而留下一身病痛。然而，他又恢复了原先的风趣幽默，像个老顽童。乡亲有需要帮忙的，他义不容辞，只是尽量不喝酒，怕欠人情更怕伤身体，也从不找政府提要求，只默默种田地。

转眼父亲过了60大寿，不久母亲在电话中悲伤地说：“你爸闷声不响，叫木工来打了一口寿材，说是尽量减少你的负担！”我一听，胸口一阵阵绞痛，我的乐观豪放的父亲，怎么就准备死后的事！
父亲后来安慰我：“人终有一死，爸真的无能，帮不了你，只能尽量不拖你后腿。”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威严的父亲眼角的泪珠。其实我一直万分感激您的养育和教导，可我说不出口。
2003年，我在福田区按揭买了房才电话告诉父亲。我了解他的风格，当面从不说我的好话，背后绝不许任何人说我的坏话。这次他一听，哈哈大笑说：“好，好！祖坟冒青烟了，你从上高中起就满嘴狂言，还真的兑现了！”
2007年的暑假，我正忙得得昏天黑地，忽然接到表姐夫电话，父亲刚才去世了！我只觉得脑袋被敲了一棍，眼冒金星，双腿发软。表姐夫说：我家厨房后面的大石山，枝叶杂草疯长，招来虫蛇蚊蝇。父亲极爱整洁，他架梯子上去砍伐时摔下来，头撞上锋利的石头。
父亲告别时，似乎要与石头硬刚。
入棺前，跪着送别父亲的我猛然站起来，不顾家乡习俗，轻轻打开洁白的头盖，最后再看一眼我的父亲，他那威严刚毅的脸上，满是平静的慈祥。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父亲如山间明月，如河边清风，悄然离去，留给我的却是永远的思念和惭愧，我从末照顾过父亲，留给他的只是无尽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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