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奔波两千多里，一路绿皮火车，只为见见我六十多年前的初中同学。我有一个在豫东老家小名叫“狗蛋”的哥哥，他是我小学、初中的同学。1964年，我和狗蛋哥一起考取了当时河南老家太康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初中。那时我和狗蛋狗一同生活在豫东一个土地贫脊，生活困顿名叫“张君白”的小乡村里。“张君白”听起来像一个人的名字，而不像一个村名，因为周围的村子都是以居住姓氏多寡，或地域标志而命名的。像“齐庄”、“河沿张”、“付寨”等。那时我常常想“张君白”或许是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叫“张君白”的祖先，抑或是村子里一个名人的名字。可能这人生前为这个小乡村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也可能他乐善好施，接济、帮助过村子里的乡邻们。他死后，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为纪念他，便用他的名字做了村名。我曾把我的这些想法去询问父亲，父亲笑笑对我说：“连我都搞不清‘张君白’村名的来历，你竟然会有这么天真的想法。不错，小脑袋瓜会转。”
当时豫东大平原上，这个叫“张君白”的穷困小乡村，已经历了共和国大跃进时代，经历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经历了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这个小乡村是从黄河泛滥中历经劫难，好不容易挺过来的豫东平原上一个最具贫困的代表，是最能体现穷苦百姓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精神的普通乡村。
1962年我的父亲辨不清政治走向，深受“三自一包”短暂政策的影响，从长沙一家新办的大学医务所，决绝地申请回到他的老家河南。父亲的初心是回到老家开办一所医疗诊所，为父老乡亲“救死扶伤”，那是他一腔久有的桑梓之情。当然父亲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他下放的安家补贴和向朋友的举债尽数投入的小诊所，被政策性地取缔了，药品和医疗器械被公社卫生院没收了。因为“三自一包”政策，在农村试行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后，也很快被否决叫停了。父亲16岁就离开了老家河南，40多岁回到农村，自然不事农耕，而生产队要凭工分分口粮，这让我们一家也很快陷入极度贫困。靠父亲和小姐姐出工挣的工分，我们根本分不到基本口粮，一年中有大半年靠远在长沙的姐姐积攒的几个钱接济，但我们仍然难裹肌腹。
那年我虽考取了极不容易考取的太康县第八中学，但我个子小，要背一星期的干粮走二十多里路去学校读书，那是极为艰苦的求学之路。这期间是狗蛋哥帮我克服了不少的困难，路途中他帮我背干粮，晚上在教室的课桌上他帮我摊被褥睡觉，他履行了一个哥哥的全部责任，悉心照料我。那时我是真正的天真，天真到以为狗蛋哥对我的照料，理所当然，因为他是我哥，我们都姓齐。殊不知我们只是同一个村同姓而已，这个“哥”也只是按辈分年龄而叫的，我们没有亲属相连，更没有血缘的关系，我们只是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而已。但正是这个仅仅因为同村同姓的“哥”对我的悉心照顾，我才挺过了初入学时那些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我才能稍事安下心来努力地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在班级站稳了脚根。
这次回河南老家，我第一个去看望的便是狗蛋哥。我们从68年初中毕业（本应67年毕业，因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耽搁了一年）分别后，已是近60年没见过面了，如今的我们都是奔八的人了。狗蛋哥家在老家张君白村的东南面，离我曾经的家不远。“狗蛋”是狗蛋哥的小名，那时河南老家都喜欢用什么“狗蛋、狗胜”等浑号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小名，说是命贱好养。狗蛋哥他的大名叫齐继功，在学校我也只叫他的小名，不叫大名。这次回河南，尽管我们都老迈了，但我见了他仍然亲切的叫他狗蛋哥。这次见面，狗蛋哥仍然是那样瘦削，仍然是那样沉静，但精神矍铄，身体硬朗。我们乍一见面，狗蛋哥的热情便体现在我们兄弟加同学相互一抱的一腔热泪中。从我们的寒喧中，我知道狗蛋哥和我同样都是中学副高退休，他现在的日子，仿若天堂。狗蛋哥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年后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他的儿子们都有出息，大学毕业后一个在东莞办工厂，一个在老家当医生。狗蛋哥对我说，他当民办教师时曾克服一切困难，一直把儿子们带在身边，严诃地督促儿子们的学习，期望他们学点知识。狗蛋哥是有远见卓识的，他认为在农村只有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
狗蛋哥沉稳的个性促使他一直淡薄名利，淡然生活。他惰于政治时势，安心在河南农村努力地学习，扎实地教书，闲暇帮助勤奋贤淑的妻子种好家中的田地，苦心巴力地抚养几个孩子读书和生活。他的老妻体弱多病，尤其是在初春季节，老家柳絮横飞，杨花似雪，她鼻子敏感，气息受阻，呼息都感到吃力。然而我去她家时，她仍然支撑着身体，揉面做馍，做好的馍晒了一院子，等着狗蛋哥捡拾去蒸熟。我坐在烧锅的狗蛋哥旁边，看着狗蛋哥把柴草填进灶膛，那红红的烈焰愉快的舔着锅底，不一会馒头散发的麦香蒸气便氤氲了整个厨房。我和狗蛋哥兴奋地聊着近六十年来的过往，炉灶窜出的火苗把我们的脸映得彤红。吃着狗蛋狗递来的雪白又精道又暄乎的热馒头，我竟有些动情。
上初中那会儿，我们背往学校的干粮是黑如煤碳般的红薯面贴锅饼，放不到两天就长霉变质，一掰开粘丝扯不断，吃进嘴里像咀嚼泥巴。但我们仍要就着从学校那棵大柳树下的井里提溜上来的井水，把发霉变质的馍吃下去。后来我们学聪明了，把馍切成片晒干，或用开水泡泡吃，或放在瓷茶缸中送去学校食堂熘熘吃。那时能吃上白面馒头，只有年节，即使年节也不可能吃上纯白面的馒头。白面中还要掺上玉米面或红薯高粱面。那时土地贫脊又脆弱，全靠天收成，而且病虫害也时来侵袭。最好的年景，一亩麦田也仅仅能收获不到两百斤的麦子。然后挑选上好的麦子交完公粮留足种子，剩下的麦子，不是被虫子咬坏的瘪麦，就是收割时遭逢雨淋过而发霉的麦子，这些才分给社员作口粮。尽管这样，家家户户却把这些劣等的小麦，金贵的收藏着，留着年节来客和老弱病残孕的人吃几口。这次回老家看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麦浪翻涌的丰收景致，我在想土地还是从前的土地，怎么到了今天麦子产量却是以前的五六倍呢，这真是換了人间吗？
狗蛋哥告诉我，土地虽仍然是从前的土地，但今天早已不复当年的生产队，出劳不出力，全队人撑着锄头在地里磨洋工。今天是分田到户，激发了人们穷则思变的心绪，加之种子优良，合理密植，施肥适当，治虫有方，水土保墒，等一系列的科学种田，麦子产量也就自然上了好几个台阶。何况现在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好，不但取消了农业税，种田还有补贴，农业专家也会时常下到田地来进行科学指导，因而农业大丰收就有了根本的保障。听着狗蛋哥喜姿姿，兴冲冲的介绍，望着青黄交融，丰收在望的麦亩，我的心中如同灌了蜜似的甜。
二、
翌日清晨，狗蛋哥从老妻病况的繁杂中抽出身来，他用电动车驮着我，去往另一个初中同学的家中。一路上我们数说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共和国的巨大变化，我和狗蛋哥的心底再次被蜜融化了。豫东麦收前夕的大平原如同一幅绚烂的油画。远树村边合，朝霞染麦浪。即将成熟的麦子青黄交织，像青天垂落的一匹云锦，从眼前铺就到很远很远的天边。麦浪在晨羲的微风中滾动着波纹朝前赶趟似地涌去。被当地老百姓称着的“布谷鸟”，低鸣着“割麦插禾，光棍可恶……割麦插禾，兴棍可恶”的清脆调子，在麦田上空展翅飞过。这种麦收季节催更家乡父老割麦插禾的鸟儿，叫声清脆低迴，婉转而凄美。关于这种鸟，父老乡亲一直流传着一个口口相传的凄美故事。这个故事比之书本上“杜鹃啼血”的文学敷演，更加传奇，更具神韵。
传说许久以前在豫东一个庄子里生活着一个长相俊帅，心地善良，被乡邻们叫做“天赐”的年青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从小逝去了爹妈，是靠吃庄户人的百家饭长大的，因而他长大后始终就怀着报恩的心对村子里的人竭尽所能地帮助。尤其是麦收季节，天赐总是先帮老弱病残的乡邻插禾割麦，然后才忙活自家的农田。有一年的麦收季节，因老天突降大雨，他自家的麦田尚未收割，他却紧赶慢赶帮助光棍大哥拼命抢收麦子。他想把邻家光棍大哥的麦子尽快收割归仓，这样光棍大哥就不至经常挨饿，去别家蹭饭吃。当他为邻家大哥收割完最后一垧麦田冒雨赶回家时，他那美丽善良身怀六甲的妻子却在自家堂屋里悬梁自尽了。
原来，邻家光棍大哥早就觊觎天赐那美丽善良的妻子。由于这个光棍好逸恶劳，自己的庄稼地长期荒废，日子过得十分凄惶。天赐夫妻俩长年接济他，并经常让他在家里蹭吃蹭喝。可是这个光棍非旦不懂得感恩，他反倒嫉妒天赐的命好，并邪恶地把他那淫秽的黑手伸到了天赐那美丽善良妻子的身上。那天，他趁天赐在麦田为他抢收麦子，便谎称要回家将自家支撑厨房的柱子加固，急忙溜回了家。善良的天赐没有多想，仍弯腰挥汗奋力帮这个光棍割麦。光棍跑回家后，并未去加固自己厨房的梁柱，而是偷偷溜进了天赐家中。他知道天赐那个已身怀六甲的美丽妻子一人在家，在忙活为他和天赐侍弄中饭，好让他们抓紧抢收麦田。他怀着淫邪的恶念，将天赐的妻子强暴了，以致天赐的妻子大出血而流产。天赐的妻子遭到光棍的百般凌辱，万般绝望之中她悬梁上吊了。可怜的天赐回到家后，见此惨状，他万念俱灭，也随妻子上吊自尽了。
这对善良的夫妻，终因心地善良而被恩将仇报的恶狼吞噬。他们的碧血化着两只啼血的杜鹃鸟盘旅低飞在自家那未收割而在暴风雨中低垂倒伏的麦田上空，凄唳地哭叫着：“割麦插禾，光棍可恶……割麦插禾，光棍可恶……”
三、
很快狗蛋哥把我载到了我初中的另一个同学张建亭的医疗诊所，太康县板桥镇影张村卫生所。这是豫东老家常见的一处医疗诊所，为诊治乡镇父老乡村小病小痛的简易卫生所。一间不大的诊疗所、一张就诊桌，就诊桌后面是一排玻璃柜，放置着标有各种标签的医药，洋洋洒洒倒也齐全。另还有一张放置中草药的柜橱，密密集集的抽屉里装满各类中草药，抽屉的档板上贴有中草药名称的标签。医药柜旁有挂输液瓶的三角架，还有洗涮池台和消毒柜、冰箱等。诊所里的几间房屋内，放置着几张白色的铁架床供住院病人和临时就诊的病人使用。这种简易的乡镇卫生所，长年扛起了农村新农合医疗的重任，为诊治这些年农村有增无减的各种病症作出了有效的贡献。狗蛋哥把我引到张建亭的面前，因事先的知情，我依稀从同样奔八的张建亭身上和眉眼中找到了这位初中同学当年的些微神韵。但张建亭却怎么也认不出我的模样来，他颇费神思地猜了好久，最后还是狗蛋哥的介绍，他才认出我来。看来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早把当年的初中同学雕成了皱纹交错，身形走样的垂垂老迈。
张建亭与我在初中时是十分要好的同学，我们同住一宿舍，同睡木板统床，头挨头脚碰脚，气息相通，鼾声交融。初一时张建亭游离在班里几位小个子同学之间，可一到初二他身高猛地一窜，满脸闪亮着青春豆，嗓音粗重，已然成年。其实他和我是同年的，在班上我们属年龄较小的那一类，大部分同学都较我们大一两岁，有的大更多，而且还有少数年龄大的同学已结婚生子了。那时教室前排就坐的几个小个子同学，不知是遗传还是营养不良，始终是一张娃娃脸，一副矮小的身材，操着雌雄莫辨的嗓音，整日里嘻嘻哈哈。我们的成绩都还不错，尤其是数学好，很得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教数学的程腾老师的喜爱。张建亭虽比我小月份，但他很会照顾人，他常把他带的成色好一点的杂面馍省给我吃。他母亲总是在为他特意做的杂面馍中包一些菜，像杂面包子一样，咸咸的既好吃又档饥。
张建亭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上进，人缘也好，在班上很受师生喜爱。他根正苗红又有好人缘，是被当时从部队复员的学校政治指导员谭洪涛老师很看重的学生。谭老师还举荐张建亭做了推荐同学们进高中学习的负责人，并领着张建亭代表学校师生去北京参加了第二次毛主席对红卫兵的接见。这次与张建亭相见，他还意味深长地向我详细讲述了当年他推荐班上的同学进高中学习的一些往事。他告诉我，虽然那时同学们的年纪都不大，但个别同学在个人利益上却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极端的自私。仅仅在为了自己能被推荐进高中学习，施展出的告密，打小报告，恶意捡举揭发的小手段，叫人十分地震惊。这些事我和狗蛋哥是不知晓的，因我们都因家庭的原因，在1968年被一刀切的升学政策攅回了村子里，早早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去了。不过张建亭不知是出于安慰我们的初衷，还是原本的大实话，他对我和狗蛋狗说，那时的高中不读也罢，知识没学到，还要成天参加一些所谓的革命行动，既耗费了青春，又磋砣了岁月。后来每个公社都办了所谓的高中，太康八中也就撤消了，改为了逊母口中学。张建亭说，他后来转回板桥新办的高中就更糟了，混了大半年便只好回村参加生产劳动去了。
张建亭运气好，回村便当了民办教师，但教了一段时日的书，他觉得文革中的教材无聊乏味，除一些时髦的政治口号，并无实质的知识养分。于是他便辞了民办教师，去县卫生学校进修了两年，回乡做了赤脚医生。改革开放后，他考了医疗执照，开办了这处乡镇卫生所，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在乡村医生的岗位上，为乡邻们治病疗伤。
张建亭告诉我，干乡村医生这一行，重要的是宅心仁厚，医德至上，医疗技术倒还在其次。大病治不了就往城市医院送，小病小痛望闻问切，对症下药，细心周到，就不会出大差错。至于病症恢复的快慢，那是跟个人体质的好坏，免疫系统的强弱有关。都是父老乡亲们，病症消除得快，他们会对你感恩载德，口碑传颂，你的医疗名声也就远近闻名。病症消除得慢，也没有人会故意责难你，无非多诊疗几次，多费些时日，总能痊愈。乡镇卫生院比城里医院要清静许多，少有医闹，少有追责。张建亭还在我耳旁悄悄细说，乡镇卫生院的收益虽不可能暴富，但收入稳定，积累丰盈，吃穿还是不愁的。不过新冠疫情后，疑难病症增多，父老乡亲们的免疫系统普遍受损，新农合制度虽在逐步完善，药品器材的价格也在不断下调，但乡镇卫生所的经营却大不如前。好再有政府医疗卫生保障系统的好政策，作为医护人员的经营性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四、
“张建亭，许锦同学出家是怎么回事？”狗蛋哥问。
“许锦的出家，我也问了我们初中时的几个同学，大家都说不清楚。不知道他为何出家，在哪里出家的，只知道他出家好多年了。因许锦有学问，会处人际关系，听说早就在一大寺庙里做起了住持，至于在哪里的大寺庙做住持，也不得而知。”
狗蛋哥又补充说，记得吧，当年我们初一下学期換班主任的事。那时许锦同学很被程老师所倚重，并直接点名让他做了副班长。
哪谁会忘记呢，张建亭接过话茬说：“我们初一时的班主任陈令善老师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人，当班主任不到一学期，班级就出了不少事，大家对他都很有意见。其实他当时是学校为数不多正经本科院校毕业分配到初中任教的老师。不知是他学识不厚重，还是他“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货，嘴里吐不出。”一门副科地理都教不好，常在课堂上被学生问得嗔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老齐，你忘记了你问他，淮阳为什么不改为河阳的事了吗？”
我当然记得，一个简单的问题，陈老师竟硬是回答不上，反而批评我说，这个同学，别看个子小，思想却顽固得很。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其实他只须说，因为历史上黄河多次夺淮入海，导致淮河下游河道淤塞严重，河道不断南移，逐渐远离了淮阳。而“淮阳”得名于古代的淮河故道而非现代淮河的位置，这样答疑不就妥啦吗。
“是的，陈令善老师迂腐得算可以的。然而他又固执己见不肯改正。那时班委会干部大多来自逊母口以西的学生，被陈老师很不待见。当时董继科同学作为班长，甚至被他怀疑在宿舍偷拿了别人的馍吃。虽经我为代表的班干部多次去找陈老师以正视听，但陈老师就是不改他的怀疑，直到那个偷馍的同学再次被抓了现形，陈老师才改口，但仍不愿承认他对董继科的误解。”狗蛋哥说。
“这下，董继科就不愿意了，他组织班委会干部去找夏锡纯校长，要求立即撤换陈令善老师的班主任职务。夏校长有个内弟焦太昌在我们班，他也不受陈令善老师的待见，于是他也推波助澜，强硬要求撤換陈老师。夏校长在我们同学中调查了解后，他便撤掉了陈老师的班主任，換上了教我们数学的程腾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程老师一上任便极度信认许锦，班里一些事都听取许锦的意见。”狗蛋哥接着说。
说到这，我的记忆链，一下子得格外清晰起来，许锦同学的形象也活脱脱地出现在我眼前。不高的个子，白净的脸膛，讲话慢条斯理，老练而沉着。我和许锦的同学关系不远不近，他比我大，总是以大哥哥的范式待我。那时他刚刚结婚，老成持重的作派很快赢得了程腾老师的信认。程老师整顿班纪班风的依据大多来自许锦对他的汇报。我那时虽小，也不谙世事，但许锦汇报给程腾老师的班级情况，我总感觉他城府极深，也不尽客观。而程老师对许锦的汇报，显然也没有深入调查却偏听偏信照单全收。
说起来我也是程腾老师格外喜爱的学生之一，毕竟程老师是我初中入学考试的监考老师。考场上他对我很是热情关注，那年我小升中的升学考试成绩出人意料，是当年太康县的第一名。尤其是我的那篇作文《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很让我出了名，入学报到陈令善老师就让我将那篇作文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写后，张贴在班上让同学们观赏学习。初一时，程腾老师教我们班的数学，他又极喜爱我和张天真、张忠厚、杨小重等几个数学成绩拔尖的同学。数学课上我们师生的互动在当时更是一道极富生趣的课堂风景，尤其是和我同座，长得灵气十足，帅气逼人的小个子张天真同学。他的数学思维灵动快速跳脱多变，对程老师的讲解和黑板演示常提出的不同认知和见解，让程老师应接不暇。
那时程老师刚接任我们班主任时，也找我问过班级情况，但他看我懵懂世事，完全不谙人际的天真幼稚，他当然更愿相信许锦老成持重的汇报。也是从那时起，我懵懵懂懂地感觉许锦把同学间的关系想得过于复杂，于是我便与许锦同学慢慢疏离起来，我们的关系也就渐行渐远。许锦的出家，在我看来与他的早熟、老成持重、成府太深的个性都有关系。他看问题比较偏执，爱钻牛角，认死理不将就，进得去出不来，他的这些性格特征一旦与宗教的某些执念融合了，那他肯定会穷追不舍，紧抓不放的。用许锦的这些个性特点解释他出家为僧，遁入空门的原因，大概也能说得通吧。
五 、
从许锦的话题我们又转到了张天真同学的身上。张建亭沉吟许久后，他极为难过地告诉我说，老齐，你最好的同桌，那个天使般的精灵鬼张天真，从学校毕业回到村子里，第二年便投井而逝，被上天收走了。
呀，这…这…怎么可能？
张天真一直以来是我最为思念的初中同学，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同桌的你”，我和张天真在天赋异禀上算得上是异曲同工的。我们的成绩都不错，认知也高度一致，但彼此又互不服气，我们各自都心高气傲。而且我们俩的身高竟不差分毫，都是矮小个子瘦削身形，如同孪生兄弟，只是张天真比我帅气十分。他有一双机智水灵漂亮的丹凤眼，看人时双目生辉，一潭秋水。他尖额瘦削，面如傅粉，唇若含丹，像个漂亮的瓷娃娃。他讲话语速飞快，声音清脆，像风动铜铃，你还末捕捉他的话意，他的话题就跳脱了。讲实话我虽对他的聪颖有些许不服气，但我又的的确确在心底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确实比我聪明睿智，他的数学逻辑思维远胜于我，虽然他的语文成绩一时还不及于我。张天真似这么个从五彩云端下凡来人间的金童，怎么会想不开而投井呢？
“咋不会，就是因为他心气高远，又颇为自负，那么好的成绩，本可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读完初中升高中考大学，然后进入数学领域的最高研究殿堂。这猛一下子连高中都没得读，那么一小个子回生产队劳动，拿三分工，连自己的口粮都挣不到，张天真那个精灵鬼又怎么想得开。而且他家成分高，还要在大队陪地主富农五类分子参加大小批斗会。张天真本来就是个小天使，却被打入凡间，身心遭受万般折磨，他当然也就只好哪来哪去，早早结束自己这趟不如意的人间苦旅，重回五彩祥云之上啰。”狗蛋哥如是开释张天真同学的投井之殤，让我和张建亭都无奈地笑了，但笑过之后我们又都摇了摇头。
午后风尘仆仆的杨小重同学也赶来了，虽是奔八的年纪，杨小重却驾着一辆农用车，装满一车购买的农资物品，喜笑吟吟地把车停在院子里后，大步流星跨进诊所里。他身形高大康健，腰身挺拔伟岸，嗓音宏亮如钟，笑声爽朗入云。眼前的杨小重早以不复当年初中那瘦小的模样，虽然眉眼的神韵仍是那般飞扬。“来晚了，各位同学，对不住了，家里正为小麦做最后一遍浇灌呢，忙得很哩。除了小儿子在家，其他几个儿女都去郑州生活了，这浇麦的任务就只能落在我老头子身上了，哈哈哈。”
初中时杨小重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程老师非常喜欢他。程老师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说：“别看杨小重同学这么瘦小，但他举轻若重，浑身有着一股顽强的心性，尤其是在数学上，他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值得同学们认真学习的。”从学校回村不久，杨小重很快也做了民办教师，教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因他教学成绩的优秀，很快便升任为张君白小学的校长。小重告诉我，遗憾的是几次调他去公社中学教初中数学，终因他妻子长年患病而未能成行。退休时的职称没能评上小中高而是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退休工资也比副高职称老师的退休工资少了许多。
我还听狗蛋哥告诉我，杨小重的病妻熬了几年还是走啦，是他一人苦心巴力把几个儿女拉扯大的。病妻走后，村里热心的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他都不中意，但却对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颇为中意。然而小重的儿女们都不愿意小重接纳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儿孙满堂，还有一定的经济负担。小重的儿女们不想再让父亲老了老了，再背上经济负担。儿女们所虑虽有道理，但却苦了小重啦，他身体硬朗，精神却很孤独，心里还是些苦楚的。
“唉！说实话我们那一届的初中同学还真有些生不逢时呀！”停了停，杨小重叹息一声后说。
“不是吧，那么多同学毕业后都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还有不少同学先后参了军，去了部队。部队是所大学，是个大熔炉，提干读军校多有前程呀！”我接小重同学的话茬说。
“老齐，你还真别说，倒是那些毕业后参军去部队的同学，还真如小重所说的‘生不逢时’。除我们的老班长韩敬昌几个，还算是混得风生水起，其他的都不怎么样。韩敬昌同学参军早，在部队表现好，提干升迁，复原后分在锦州消防局。其余的晚韩敬昌参军的那些同学，参军后他们归属的都是林彪的部队，林彪一出事，部队整编撤番，那批兵也就解甲归田了。回到地方，也大多未作安排。像董继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排在大队当会计，会计干得不如意，又去当民办老师。好不容易上面给了他一个民转公的指标，他老夫子讲义气把民转公的指标让给了别人，自己复又去当大队会计。折腾一番，不久就英年早逝了。当然还有你老齐，逃离河南后‘九死不悔’上下求索终成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也不是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吗。”张建亭叹了口气，如是而说。
“我看挺好，当年我们的初中同学大部分从学校回村后都当了民办教师，后来都转成了公办教师，退休时有小学、中学高级职称的，退休费有四五千元，生活绰绰有余。你张建亭更是“风车跟着风向转”从老师到医生，‘救死扶伤，善莫大焉’，哈哈。还有像我们班一向温文尔雅，性情随和，讲话滴水不漏，做事一丝不苛的大才子吳雅清。毕业后更是如鱼得水，进了当时被农村老百姓瞩目的供销系统，一辈子与物质打交道，尽享紧俏物质的极大便利。过去‘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他是一步登了天呀。尤其是像陈维亮那家伙，个子不大却干劲冲天，他造人有术。他的大儿子是从事航天科技部队的正师级技术骨干。就这一点而言，陈维亮他可为我们国家军队孕育了一棵科学技术的参天大树呀。”
“哈哈哈……”狗蛋哥和张建亭、杨小重等几个我的初中同学，听我这一说，都会心地大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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