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一根弯弯的木头，能装下那么多东西。
后来渐渐才知道，那根弯弯的木头叫扁担，是山区农场里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一头挂水桶，一头挂柴火，中间压在肩上，弯下去的弧度恰好贴住锁骨，像是它生来就懂得人的形状。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了，那时候的我还小，跟着家人在山里的生产队里过日子。
四周是连绵的翠绿峻岭，山里都是树，大的小的挤挤挨挨地长着。村里人用的扁担，不少就是砍了山的小树，自己动手削出来的。
小时候，我也曾在山上砍下几根坚韧的树条，在自家茅屋前，学着大人的模样，握着柴刀和弯，亲手做了几根小扁担。当扁担终于成形的那一刻心里那份欢喜，简直要溢出来。
家里的扁担有几多，两边带着铁钩的是用于挑水的，两边带许些角的是用于挑土挑肥挑蔬菜的，两边尖圆的是用作挑柴和茅草的。山里人都懂的，各种扁担有各种扁担的用途，扁担是山里人家的标配，带着它上山还能壮壮胆、防防身，拨草开路。
那时的我没扁担长，也没扁担高，扁担却比我高的多，但不防碍我使用它，喜欢它。我用扁担挑土、挑肥、挑柴火、挑茅草、挑水，和山里的许多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样，帮爸爸妈妈分担着各种农活和家务事。
山坡坡崎岖路难走，山村里的生活简单枯燥，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小扁担陪伴了我整个少年，上山进山常常是一把砍刀，一梱绳子，再就是一根扁担了。山里的孩子一年到头都一样，除了上学、玩耍，一刻也没闲着。
记得那年我十一二岁，一次挑着百多斤的红薯往家走。山路窄，担子沉，背压得几乎弓成了虾米，每一步都踩得吃力。半路上，一位老伯看见了，急得直嚷：“你这孩子，不要命啦！”不由分说接过扁担，替我挑了好长一截路。
也是在十、十一二岁时，每天早晚两次到村北头的水井打饮用水，挑着个大水桶，来来回回也是踉跟跄跄、东倒西歪的，水都溅出来了，一桶水变成了半桶。
约十四岁那年，我挑了一担又大又长约有一百多斤重的大芒草在不足一米的山路上走着，重的累的，那是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汗水湿满全身，四五公里的路程，硬是走了近一小时才到家。
我与小扁担熬过一年年的春夏秋冬，转眼，也由少年熬成小青年，将小扁担换成长扁担大扁担了。
高中毕业那年，我被分配回生产队劳动，领到的劳动工具之一，就是扁担和竹萝筐，第一天的劳动就是用扁担挑肥种花生。
我和扁担风雨同行形影不离多年，骑着座座山，驾着条条路行。记不清上山砍了多少棵树，做了多少根扁担，用坏了多少根扁担了。
那年的夏天，山上的小鸟“吱、吱、吱”的叫着，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农场保送到千里之外的广东省城读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从此离开了山村，离开了早夕相见常伴的扁担。
许多年之后，一次回到山村生产队老家省亲，还在母亲居住的那个小屋，猛然间想起那些我少年青年时用过的几条旧扁担。
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了，然而却惊奇的发现，它依然静静的挂在草屋里屋的内樑上，且用破旧的布包裹着隐藏着。
我欣喜若狂地打开布包裹，扁担依旧油乌铮亮，便忍不住摸了又摸。六旬多的母亲望着我，我望着扁担，母亲、我和扁担，竟都笑了。可笑着笑着，我抚着旧扁担，抬眼看了看母亲，她已衰老，白头发增加了许多，也有些凌乱，心口忽然一阵发酸。我懂，母亲小心翼翼保存它，究竟是为了什么。
扁担无价，扁担有情，扁担拾起沉重的岁月。那年那月，小扁担大扁担，乡间的劳作与生活的普普通通的工具，我生命历程中重要的一章。忘不了的扁担，忘不了的乡间山间。
离开那方土地的时候，也放下了那根扁担，更放下了母亲。
可扁担总在梦里回来，压得我喘不过气，醒来才发现，肩膀上什么都没有，心却沉得厉害。
梦里我又和母亲重逢了，和那些长短不一的扁担重逢了。我们抱在一起，像抱住了一整个再也回不去的从前。
我重新握住扁担，挑起土，挑起肥，挑起一捆柴火，走在那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路很长，天己暗，可脚步很轻，轻得像从来没离开过。
二
旧时光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硫磺味。那是火柴划过磷纸时留下的印记，也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夜晚，在记忆里擦亮的第一缕光。
许多年没见到过和使用过火柴了。那个小豆腐块大小，细细木梗棒，木质或纸质盒的火柴；那个小梗棒黑头，两边轻轻一擦就有火的火柴；那个乡村家家户户必备，有点土气，甚至有点丑陋，两分钱一盒的火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火柴，品名也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火柴盒面大多也都印制上是时的时髦的口号、标语、语录和宣传画等。
火柴使用完了，火柴盒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最好的宝贝了，玩火柴积木，装蟋蟀和“东南西北虫”等。
不久前，一个老朋友来家做客时遗留下了一盒现今只有高档酒店、会所还在使用的精制的火柴。
老友走后，我把它拿起来端详良久，又轻轻放下。划亮一根火柴，看着那簇小小的火苗重新跃起，恍惚间，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昏黄的灯下，母亲和童年的我。
那时候家里的火柴常常放置在煤油灯下和土灶台一边。每天凌晨四五点和晚上夜幕降临时，母亲总要点燃煤油灯和生火烧水做饭，可怜未老先衰的母亲两眼早已眼花花，可怜母亲买不起老花眼镜，常常拿在手上的火柴总要划几次才着火。
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总伴着“嚓嚓”的划火柴声。我蹲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帮她引燃柴火，看火苗舔着锅底，听水渐渐沸腾。每隔几日，母亲便从围裙口袋里摸出几张毛票递给我，说：“去，买包火柴回来。”我雀跃地接了钱，一路小跑到小卖部。那小小的红盒握在手里，仿佛攥着一整个家的烟火气。
常常雨后，母亲会把受潮的火柴搬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嘴里念叨着：“受潮的火柴擦不出火来。”每次去自留地干活，她总不忘叮嘱我带上那盒火柴，烧杂草、煨火烧土，都少不了它。
从小我就不敢浪费火柴，能一根点燃的绝不多划第二根。母亲念叨着省着点用，我便一分两分地攒，那时候，省下的零钱够买一盒新的。
那年代有好几年，火柴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得凭证供应。有一段时间市场缺货，有证连火柴也买不着，怎么办？
生产队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晚饭过后，往炉子里添上于木柴，待火烧得正旺，便撒上一层草木灰，将火苗轻轻覆住。到了第二天要用火时，再掀开那层灰，夹几片废纸、几把树叶引燃，木柴便又着了起来。这叫“预留火种”。我们家也不例外，天长日久，这活儿几乎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
那时候，大山里树多得遮天蔽日。生产队前那条弯弯绕绕的公路上，隔三差五就有火柴厂的汽车开进来，把山里砍下的木头一趟趟拉走，那些粗粗细细的树干，后来都变成了火柴盒里一根根划得着火的柴梗。
看着满载火柴木料的卡车在山路上进进出出，我忍不住拽住长辈的衣角，仰头问道：“阿伯，火柴到底是怎么做的呀？为什么两头一擦就能冒出火来？”
阿伯说，做一根火柴不容易，它包括锯木、剥树皮、旋片、切梗、烘干。以及筛选、理梗、排梗、沾油、药浆调制、沾药、烘干、卸梗、旋盒片、切盒片、糊盒、烘干。套盒、装盒、磷浆调制、刷磷、包封、装箱等等。我回应道“哦！原来如此呀！”
队上的许多老伯，早年下过南洋，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都待过。他们常跟我们念叨，火柴这门手艺，是洋人带进来的，所以旧时候叫“洋火”。其实想想也是，那时候国弱家贫，连一根点火的柴棍都得仰人鼻息，前头加个“洋”字，听着是叫法，骨子里是屈辱。
廉价火柴，母亲，我。山村，老屋，一捆捆火柴木。那些复杂繁琐的火柴制作工艺，母亲手上的老茧，也是我童年里最深的底色。
那是一个点灯烧柴的年代，日子过得慢，慢得足够让每一根火柴都记住温度。故事有些久远了，久远得蒙上一层惆怅的薄雾，可没有人能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哪怕一根火柴的光，也照不亮那个年代的苦，却足够温暖我的一生。
后来老屋拆了，可我总觉得，那些火柴还藏在某个角落，等着再擦亮一次。
作者简介
黄观生 曾任《中国城乡金融报》记者，在《中国城乡金融报》《金融时报》《金融早报》《海南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晶报》《蛇口消息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万宁时讯报》《中国农村金融杂志》《金融文坛》《农银融媒》《金潮文苑》《深圳文学》《中国作家在线》《掌上作家》《今日作家》《时代作家》《南粤作家》《作家》《人民作家》《文学月报》《现代作家文学》等报刊及微刊和公众号平台发表新闻及文学作品40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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