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深圳微评

15年后“文学之都”申报再回首，兼及周东美《镜头下的文学之城》

于爱成

早在2010年底，著名文艺理论家、广东省作协元老、广东省评协创会主席、广东省政府参事黄树森，向广东省政府提交议案，建议深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文学之城（都）”。深圳有关方面随后也作出响应与互动，但遗憾的是，这一申报最终未能如愿。
黄树森先生作为资深文艺理论家、广东省文艺评论界的泰斗，长期关注深圳及其文学发展。2010年11月29日，他在听取了我关于深圳文学现状及相关数据的汇报后，果断以省政府参事的身份，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关于深圳申请“文学之城（都）”的建议》。黄树森自特区成立之初便密切关注并亲身参与深圳多项重要文学活动，对深圳文学发展历程了然于胸。他关于深圳建设并申请联合国“文学之城”的建议，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与深圳市作协多次讨论论证，调查深入、数据翔实、分析具体。该议案很快获得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的批复，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也及时作出批示，要求市文体旅游局调研并提出意见。

2011年3月8日，市文联按照上级要求，作为对政府方面态度的回应，起草了《关于〈关于深圳申请“文学之城（都）”的建议〉的意见》。为配合材料准备，市作协进一步提供了充分的论证材料，涵盖深圳文学发展、国际性文学活动、与文学大师交流、文学翻译、文学专业团体、文学刊物、青少年文学发展、文学工程及文学优势等方面，形成了一篇完整的调研报告。
然而此事后续并未落实，犹如一段插曲，再无下文。据闻，当时市里有关方面正全力申请“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没能两线同时推进。最终，深圳于2013年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成为全球首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这一称号当然也名副其实。“文学之都”的梦想就延续至今。

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基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中“文学之都”的初步调研，以及对自身条件的判断——“文学之都”并非高不可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中的“文学之都”，是对城市文学底蕴与文化活力的全球性高度认可。截至2025年，全球共有42座城市入选，遍布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
爱丁堡是首个加入该网络并被命名为“文学之都”的城市。它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活动，例如为表彰苏格兰文学设立的布克奖（后获曼氏企业冠名），并持续寻求建立自身的文学荣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墨尔本的评价是：“墨尔本体现了文学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从多语言编辑的开创，到相关产业的繁荣，再到面向多元群体的高质量教育项目与公共活动，无不展现其社区的文化多样性。”
爱荷华城是美国中西部一个人口不足6万的小镇，爱荷华大学师生约占其中一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道：“作为一个小型大学城，爱荷华城与文学渊源深厚，经长期积累已成为原创写作与文学阅读的中心。其推动文学氛围、激励写作与交流的战略机制——如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作家工作坊及爱荷华之夏写作节等，为全球小型城市提供了绝佳范例，展现了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城市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代表性。”

德国海德堡的入选理由是：这座浪漫古城是欧洲最早的教育机构之一——海德堡大学的所在地，孕育了黑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以及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城市保存了大量文学遗迹与古籍书店，每年吸引众多作家与学者，成为德国文学与学术的象征。
再看其他“文学之都”：加拿大魁北克城作为北美法语文学的核心，拥有上百家出版商与书商，举办“文学之家”展览与文学节等活动，将历史建筑与文学活动融合，展现法语文学的独特魅力。韩国富川是多位著名作家的故乡，包括赛珍珠与本土诗人杨贵佳。城市通过举办文学节、以作家命名街道与公园，打造文学主题酒店与书店，将文学融入城市生活，成为韩国文学创作与交流的重要基地。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作为拉丁美洲唯一的“文学之都”，是高乔文学的摇篮，诞生了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作家。城市借助流动图书馆、跳蚤市场旧书区与特色书店推广文学文化，被誉为“拉普拉塔河畔的雅典”。南非德班作为非洲唯一的“文学之都”，通过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学活动、社区图书馆与作家扶持计划，推动本土文学发展，展现非洲文学的多样与活力。
这些城市凭借独特的文学传统、丰富的出版资源、活跃的文学教育与持续的文学创新，成为全球文学交流的重要节点，共同绘就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都”的多元图景。

由此可见，文学之城并非仅依赖大师与巨著，更着眼于城市的文学特色。深圳文学特色鲜明、创作活跃、作者密集、文学生态完整，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众释放蓬勃创作热情、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文学热土，是中国梦、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借助文学观察社会、描绘人生、关照现实、思考历史、探索心灵、寻找精神出路的文学之城。正因如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曾言：“在深圳，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生活。深圳这个城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它在文学上抱着很深切的期待。”
深圳在全国最早尝试申报，却是不事张扬的南京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联合国创意城市网络的“文学之都”，其理由是：南京拥有2500年建城史与1800年文学传统，被誉为“天下文枢”，诞生了《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红楼梦》等经典，李白、曹雪芹、朱自清等文坛巨匠在此留下足迹。南京通过全民阅读推广、文学地标建设（如“世界文学客厅”）与国际交流活动，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底蕴与创新活力。
在众人祝贺或惊讶之际，深圳文学界同仁不免心有不甘，也感遗憾——依此标准，南京未必优于深圳。文学之城的门槛并非想象中高不可攀，我们还是过于低调涣散，或者说懈怠无为了。
更早时候，曾有报道称深圳在“全国文学城市”中排名第四，引发网民与媒体热议。有人质疑深圳历史短暂、名家名作有限，实则忽略了其整体文学水平。深圳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拥有庞大的写作群体、丰富的文学形态、活跃的网络创作、深具影响力的底层写作、最多的文学民刊。深圳人对文学的热情，令众多来访学者、作家赞叹不已。

时隔15年，我仍坚持认为，深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文学之都”完全可行。一座城市的大作家数量少，不意味着缺乏文学影响力，市民的参与热情与城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活力才是关键。若论名家，深圳目前也已拥有五到十位国内一线作家，包括几位超一流大家。南京的一线作家如苏童（已离开南京）、毕飞宇、韩东、鲁敏、胡学文、范小青、孙频等，自然一定不会比邓一光、杨争光、南翔、彭名燕 、王小妮、李兰妮、薛忆沩、吴君、盛可以、蔡东等更为杰出，深圳的一线作家实力不遑多让。
南京能成功，深圳也必然能成。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在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名家大师、文学期刊、图书出版、文学翻译等方面具备优势。而深圳的优势与特色体现在文学氛围、作家数量、作品体量、全民阅读、文学教育、文学活动，以及文学赋予这座城市的活泼热烈的文学精神。“文学之都”并非遥不可及，事在人为，深圳拥有独特之处，应形成自身的优势叙事。

今日，周东美女士的力作《镜头下的文学之城（深圳十年）》隆重推出并举办首发式，正是深圳在打造“文学之城”过程中努力构建“优势叙事”的宝贵实践。关于该书的意义，策划编辑兼责任编辑谭祎波撰写了一篇极为精彩、才情迸发的评论推荐：

《镜头下的文学之城》不仅仅是影像文字纪实，更是一次对深圳文学生态的立体解剖与深情礼赞。该套书系统梳理了深圳作为“文学之城”近十年的发展脉络，以其“文学+影像”的独特形态，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框架。书中，恢宏的全景纪实与细腻的个体特写交织，图文互证，生动地勾勒出深圳这片“文学绿洲”的蓬勃生态。本套书的出版，填补了深圳文学影像史的空白，它以纪实的筋骨与艺术的灵魂，构建起一座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学记忆库藏，其文献性与史料价值，使之成为了解与研究深圳文学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作者周东美以摄影师的敏锐捕捉光影，又以作家的温情理解瞬间，成为了一种深度的阐释和情感的共鸣。作家与摄影师的跨界融合，跨界的身份为本书注入了独特的灵魂。她不仅是现场的记录者，更是文学的同行人。她十年栉风沐雨，她见证了深圳文学力量从蓄势到喷薄的历程，她的镜头，因此成为这座城市文化软实力崛起的最直观见证。
“我们深圳”不仅是丛书的名字，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宣告。深圳的速度与激情之下，始终流淌着一条深沉而丰沛的文学之河。它是对“文化沙漠”论调最有力的回应，是这座城市精神沃土上开出的绚烂之花。《镜头下的文学之城》的问世，是对过去的鹏城文学十年最好的总结，也是对下一个深圳文学十年最美好的期许。
“深圳的速度与激情之下，始终流淌着一条深沉而丰沛的文学之河……《镜头下的文学之城》的问世，是对过去的鹏城文学十年最好的总结，也是对下一个深圳文学十年最美好的期许。”此言极是。这一总结与期许，也正是深圳文学之城建设与打造的基石与阶梯。将来若有一天，深圳如南京一般，成为中国第二座或第三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文学之都”，这部著作将成为见证、证据与呈现。
在周东美女士历时十年、近600页、10章、42万字、从数千张图片中精选近500张所构筑的图文世界中徜徉，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过去十年的所有文学事件——瞬间重现、尽数复活。通过这样的聚焦与周东美的观察，一切顿生意义：对文学的意义，对城市的意义，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的意义。

周东美的图像与文字，不是无趣的数据，不是枯燥的资料，而是一个个体在“深圳文学”发展历程中留下的无比详尽的文学史志、影像记忆与性情随笔，也是“以图出史、图文互动”、图文互现、图文互证的文学史论写作模式，是重绘“深圳文学史”的可贵探索，让我们这些参与或部分参与的文学人，得以挣脱时空的尘埃与渐被湮没的记忆之网，重新审视、回忆、温习曾经的光荣、梦想、激情与感动，重新观察与思考这座城市的文学历史、现实、问题与出路——这部书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沉思。
看见历史，看见足迹，看见每个文学人的心跳和历史中的活泼泼的身影，看见深圳文学的成长，看见文学与一座城市的相互成就与相互塑造，我们才能更好地想象并开创未来。

周东美这部融合文学影像、影像文学、文学史志、田野笔记与文学之城随笔的作品，赋予我们的是一种方法——以文学为方法，以影像为方法；也是一种精神——在速生速朽、方生方死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城市史、文学史还是个人史，在持续的遗忘中，一个强大的“叙事自我”能够诞生。
这叙事——城市叙事、文学叙事、自我叙事——的关键，源于对文学与城市的热爱，源于那或许微弱却恒久耐心的力量，以及文学之光、审美之光。

在这样一次叙事中，周东美努力保全了文学之城十年的完整与自我。她记录下自己的日常与热爱，也记录下自己的生命历程——图片影像会说话，每一幅都凝聚她的心血，承载可感可触的情感；而更会说话的是她的文字，十年随笔，十年小记，构成一场漫长的自我叙事。她在对人事的记录与观察中，以温婉平实的语调、干净准确的文字，书写对城市、文学、作家、作品以及生活与自我的思索。每一篇文字皆具文学性，讲究字句，用心写作，并非随意记录。
因此，我们在这个文本中能看到意义——宏大的叙事与私人的叙事；能获得超越文本本身的启示——回归我所关注的宏大“文学之都”话题。若有一天深圳实现“文学之都”的梦想，周东美这部作品既是坚实的劳作明证，也是一个预言。某种意义上，至少对我而言，对深圳“文学之都”的梦想和大计而言，借用鲁迅的话，它也是“微光”，是“响箭”，是“进军”的又一步。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一级作家，研究员，历任深圳市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驻会副主席，深圳市评协第五届驻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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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书，也还喜欢读书，但是病懒，大部分时间荒嬉掉了！所以实在没有读过多少书。年届而立，才知道发愤，已经晚了。几经丧乱，席不暇暖，像董仲舒三年不窥圆，米尔顿五年隐于乡，那样有良好环境专心读书的故事，我只有艳羡。多少年来所读之书，随缘涉猎，未能专精，故无所成。然亦间有几部书对于我个人为学做人之道不无影响。究竟那几部书影响较大，我没有思量过，直到八年前有一天邱秀文来访问我，她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她问我所读之书有那几部使我受益较大。我略为思索，举出七部书以对，略加解释，语焉不详。邱秀文记录得颇为翔实，亏她细心的联缀成篇，并以标题“梁实秋的读书乐”，后来收入她的一个小册“智者群像”，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最近联副推出一系列文章，都是有关书和读书的，编者要我也插上一脚，并且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影响我的几本书”。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考生，遇到考官出了一个我不久以前作过的题目，自以为驾轻就熟，写起来省事，于是色然而喜，欣然应命。题目像是旧的，文字却是新的。这便是我写这篇东西的由来。

第一部影响我的书是《水浒传》。我在十四岁进清华才开始读小说，偷偷的读，因为那时候小说被目为“闲书”，在学校里看小说是悬为历禁的。但是我禁不住诱惑，偷闲在海甸一家小书铺买到一部《绿牡丹》，密密麻麻的小字光纸石印本，晚上钻在蚊帐里偷看，也许近视眼就是这样养成的。抛卷而眠，翼晨忘记藏起，查房的斋务员在枕下一摸，手到擒来。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唤我前去应询，瞪著大眼厉声咤问：“这是嘛？”（天津话“嘛”就是“什么”）随后把书往地上一丢，说“去吧！”算是从轻发落，没有处罚，可是我忘不了那被叱责的耻辱。我不怕，继续偷看小说，又看了肉蒲团、灯草和尚、金瓶梅等等。这几部小说，并不使我满足，我觉得内容庸俗、粗糙、下流。直到我读到水浒传才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愧金圣叹称之为第五才子书，可以和庄、骚、史记、杜诗并列。我一读，再读，三读，不忍释手。曾试图默诵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姓名绰号，大致不差（并不是每一人物都栩栩如生，精采的不过五分之一，有人说每一个人物都有特色，那是夸张）。也曾试图搜集香烟盒里（是大联珠还是前门？）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图片。这部小说实在令人著迷。水浒作者施耐庵在元末以赐进士出身，生卒年月不详，一生经历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有人说水浒作者是罗贯中，根本不是他，这也没有关系，我们要读的是书。水浒有七十回本，有一百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问题重重；整个故事是否早先有过演化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也很难说；故事是北宋淮安大盗一伙人在山东寿张县梁山泊聚义的经过，有多大部分与历史符合有待考证。凡此种种都不是顶重要的事。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一个个好汉直接间接的吃了官的苦头，有苦无处诉，于是铤而走险，逼上梁山，不是贪图山上的大碗酒大块肉。官，本来是可敬的。奉公守法公忠体国的官，史不绝书。可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贪污枉法的官却也不在少数。人踏上仕途，很容易被污染，会变成为另外一种人，他说话的腔调会变，他脸上的筋肉会变，他走路的姿势会变，他的心的颜色有时候也会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过骄奢的生活，成特殊阶级，也还罢了，若是为非作歹，鱼肉乡民，那罪过可大了。水浒写的是平民的一股怨气。不平则鸣，容易得到读者的同情，有人甚至不忍责那些非法的杀人放火的勾当。有人以终身不入官府为荣，怨毒中人之深可想。
较近的叛乱事件，义和团之乱是令人难忘的。我生于庚子后二年，但是清廷的糊涂，八国联军之肆虐，从长辈口述得知梗概。义和团是由洋人教士勾结官府压迫人民所造成的，其意义和梁山泊起义不同，不过就其动机与行为而言，我怜其愚，我恨其妄，而又不能不寄予多少之同情。义和团不可以一个“匪”字而一笔抹煞。英国俗文学中之罗宾汉的故事，其劫强济贫目无官府的游侠作风之所以能赢得读者的赞赏，也是因为它能伸张一般人的不平之感。我读了水浒之后，我认识了人间的不平。
我对于水浒有一点极为不满。作者好像对于女性颇不同情。水浒里的故事对于所谓奸夫淫妇有极精采的描写，而显然的对于女性特别残酷。这也许是我们传统的大男人主义，一向不把女人当人，即使当作人也是次等的人。女人有所谓贞操，而男人无。水浒为人抱不平，而没有为女人抱不平。这虽不足为水浒病，但是水浒对于欣赏其不平之鸣的读者在影响上不能不打一点折扣。

第二部书该数《胡适文存》。胡先生生在我们同一时代，长我十一岁，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伟大，其实他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学术道德人品上最为杰出的一个。我读他的文存的时候，我尚在清华没有卒业。他影响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话文。明白清楚并不是散文艺术的极致，却是一切散文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现在看起来似嫌过简，在当时是震聋发膭的巨著。他的白话文学史的看法，他对于文学（尤其是诗）的艺术的观念，现在看来都有问题。例如他直到晚年还坚持的说律诗是“下流”的东西，骈四俪六当然更不在他眼里。这是他的偏颇的见解。可是在五四前后，文章写得像他那样明白晓畅不枝不蔓的能有几人？我早年写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为模仿的榜样。不过我的文字比较杂乱，不及他的纯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导杜威的实验主义，后来他就不弹此调。胡先生有一句话，“不要被别人牵著鼻子走！”像是给人的当头棒喝。我从此不敢轻信人言。别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为文批评时政，也曾为文对什么主义质疑，他的几位老朋友劝他不要发表，甚至要把已经发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说：“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他的这种批评态度是可佩服的。从大体上看，胡先生从不侈言革命，他还是一个“儒雅为业”的人，不过他对于往昔之不合理的礼教是不惜加以批评的。曾有人家里办丧事，求胡先生“点主”，胡先生断然拒绝，并且请他阅看《胡适文存》里有关“点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读了之后翕然诚服。胡先生对于任何一件事都要寻根问底，不肯盲从。他常说他有考据癖，其实也就是独立思考的习惯。
三是他的认真严肃的态度。胡先生说他一生没写过一篇不用心写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确是如此，无论多小的题目，甚至一封短札，他也是像狮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庐山偶然看到一个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证。他对于水经注所下的功夫是惊人的。曾有人劝他移考证水经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义的事，他说不，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把研究学问的方法传给后人。我对于水经注没有兴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没有不曾读过的，唯水经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学为文之认真的态度，是我认为应该取法的。有一次他对几个朋友说，写信一定要注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们明知我们的函件将来没有人会来研究考证，何必多此一举？他说不，要养成这个习惯。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随时注明。有人写信谨注月日而无年分，我看了便觉得缺憾。我译莎士比亚，大家知道，是由于胡先生的倡导。当初约定一年译两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关注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台湾飞到美国，他随身携带在飞机上阅读的书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译本。他对我说他要看看中译的莎士比亚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诉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过我是认真翻译的，没有随意删略，没敢潦草。他说俟全集译完之日为我举行庆祝，可惜那时他已经不在了。

第三本书是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白璧德（IrvingBabbitt）是哈佛大学教授，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我选过他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一课，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于是我对他发生了兴趣。我到书店把他的著作五种一古脑儿买回来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这一本《卢梭与浪漫主义》。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卢梭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他针砭流行的偏颇的思想，总是归根到卢梭的自然主义。有一幅漫画讽刺他，画他匍匐地面揭开被单窥探床下有无卢梭藏在底下。白璧德的思想主张，我在“学衡”杂志所刊吴宓、梅光迪几位介绍文字中已略为知其一二，只是《学衡》固执的使用文言，对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礼的青年很难引起共鸣。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卢梭与浪漫主义》有一篇很精采的附录论老庄的“原始主义”，他认为卢梭的浪漫主义颇有我国老庄的色彩。白璧德的基本思想是与古典的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新人文主义。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他重视的不是élanvital（柏格森所谓的“创造力”）而是élanfro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我受他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不曾大规模的宣扬他的作品。我在新月书店曾经辑合《学衡》上的几篇文字为一小册印行，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并没有受到人的注意。若干年后，宋淇先生为美国新闻处编译一本《美国文学批评》，其中有一篇是《卢梭与浪漫主义》的一章，是我应邀翻译的，题目好像是《浪漫的道德》。三十年代左倾仁兄们鲁迅及其他谥我为“白璧德的门徒”，虽只是一顶帽子，实也当之有愧，因为白璧德的书并不容易读，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难身体力行，称为门徒谈何容易！
第四本书是叔本华的《隽语与谶言》（MaximsandCounsels）。这位举世闻名的悲观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TheWorldasWillandIdea我没有读过，可是这部零零碎碎的札记性质的书却给我莫大的影响。
叔本华的基本认识是；人生无所谓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实的，存在的，积极的；幸福则是消极的，并无实体的存在。没有痛苦的时候，那种消极的感受便是幸福。幸福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实质的存在。基于此种认识，人生努力方向应该是尽量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因为根本没有幸福那样的一个东西。能避免痛苦，幸福自然就来了。
我不觉得叔本华的看法是诡辩。不过避免痛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当机立断。
第五部书是斯陶达的《对文明的反叛》（LothropStoddard：“TheRevoltagainstCivilization”）。这不是一部古典名著，但是影响了我的思想。民国十四年，潘光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住在黎文斯通大厦，有一天我去看他，他顺手拿起这一本书，竭力推荐要我一读。光旦是优生学者，他不但赞成节育，而且赞成“普罗列塔利亚”少生孩子，优秀的知识分子多生孩子，只有这样做，民族的品质才有希望提高。一人一票的“德谟克拉西”是不合理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克拉西”较近于理想。他推崇孔子，但不附和孟子的平民之说。他就是这样有坚定信念而非常固执的一位学者。他郑重推荐这一本书，我想必有道理，果然。
斯陶达的生平不详，我只知道他是美国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年卒，《对文明的反叛》出版于一九二二年，此外还有《欧洲种族的实况》（一九二四年）、《欧洲与我们的钱》（一九三二年）及其他。这本《对文明的反叛》的大意是：私有财产为人类文明的基础。有了私有财产的制度，然后人类生活型态，包括家庭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才逐渐的发展而成为文明。马克斯与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发表的一个小册子《ManifostderKommuniston》声言私有财产为一切罪恶的根源，要彻底的废除私有财产制度，言激而辩。斯陶达认为这是反叛文明，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打击。
文明发展到相当阶段会有不合理的现象，也可称之为病态。所以有心人就要想法改良补救，也有人就想象一个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悬为希望中的目标。礼记礼运所谓的“大同”，虽然孔子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实则大同乃是理想世界，在尧舜时代未必实现过，就是禹、汤、文武周公的“小康之治”恐怕也是想当然耳。西洋哲学家如柏拉图、如斯多亚派创始者季诺（Zeno）、如陶斯玛·摩尔，及其他，都有理想世界的描写。耶苏基督也是常以慈善为教，要人共享财富。许多教派都不准僧侣自蓄财产。英国诗人柯律芝与骚赛（ColeridgeandSouthey）在一七九四年根据卢梭与高德文（Godwin）的理想居然想到美洲的宾夕凡尼亚去创立一个共产社区，虽然因为缺乏经费而未实现，其不满于旧社会的激情可以想见。不满于文明社会之现状，是相当普遍的心理。凡是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于贫富悬殊壁垒分明的现象无不深恶痛绝。不过从事改善是一回事，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又是一回事。至若以整个国家甚至以整个世界孤注一掷的做一个渺茫的理想的实验，那就太危险了。文明不是短期能累积起来的，却可毁灭于一旦。斯陶达心所谓危，所以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第六部书是《六祖坛经》。我与佛教本来毫无瓜葛。抗战时在北碚缙云山上缙云古寺偶然看到太虚法师领导的汉藏理学院，一群和尚在翻译佛经，香烟缭绕，案积贝多树叶帖帖然，字斟句酌，庄严肃穆。佛经的翻译原来是这样谨慎而神圣的，令人肃然起敬。知客法舫，彼此通姓名后得知他是《新月》的读者，相谈甚欢，后来他送我一本他作的《金刚经讲话》，我读了也没有什么领悟。三十八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林文铮先生是一位狂热的密宗信徒，我从他那里借到《六祖坛经》，算是对于禅宗作了初步的接触，谈不上了解，更谈不到开悟。在丧乱中我开始思索生死这一大事因缘。在六榕寺瞻仰了六祖的塑像，对于这位不识字而能顿悟佛理的高僧有无限的敬仰。
六祖坛经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不待考证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禅宗大旨尽萃于是。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但阐明宗旨还是不能不借重文字。据我浅陋的了解，禅宗主张顿悟，说起来简单，实则甚为神秘。棒喝是接引的手段，公案是参究的把鼻。说穿了即是要人一下子打断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停止常识的想法，蓦然一惊之中灵光闪动，于是进入一种不思善不思恶无生无死不生不死的心理状态。在这状态之中得见自心自性，是之谓明心见性，是之谓言下顿悟。
有一次我在胡适之先生面前提起铃木大拙，胡先生正色曰：“你不要相信他，那是骗人的！”我不作如是想。铃木不像是有意骗人，他可能确是相信禅宗顿悟的道理。胡先生研究禅宗历史十分渊博，但是他自己没有做修持的功夫，不曾深入禅宗的奥秘。事实上他无法打入禅宗的大门，因为禅宗大旨本非理性的文字所能解析说明，只能用简略的象征的文字来暗示。在另一方面，铃木也未便以胡先生为门外汉而加以轻蔑。因为一进入文字辩论的范围便必须使用理性的逻辑的方式才足以服人。禅宗的境界用理性逻辑的文字怎样解释也说不明白，须要自身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我看胡适铃木之论战根本是不必要的，因为两个人不站在一个层次上。一个说有鬼，一个说没有鬼，能有结论么？
我个人平夙的思想方式近于胡先生类型，但是我也容忍不同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哈姆雷特》一幕二景，哈姆雷特见鬼之后对于来自威吞堡的学者何瑞修说：“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能梦想得到的。”我对于禅宗的奥秘亦作如是观。《六祖坛经》是我最初亲近的佛书，带给我不少喜悦，常引我作超然的遐思。
第七部书是卡赖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Carlyle：OnHeroes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原是一系列的演讲，刊于一八四一年。卡赖尔的文笔本来是汪洋恣肆，气势不凡，这部书因为原是讲稿，语气益发雄浑，滔滔不绝的有雷霆万钧之势。他所谓的英雄，不是专指掣旗斩将攻城略地的武术高超的战士而言，举凡卓越等伦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他都认为是英雄，神祗、先知、国王、哲学家、诗人、文人都可以称为英雄，如果他们能做人民的领袖、时代的前驱、思想的导师。卡赖尔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有一基本信念，他认为人类文明是极少数的领导人才所创造的。少数的杰出人才有所发明，于是大众跟进。没有睿智的领导人物，浑浑噩噩的大众就只好停留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证之于历史，确是如此。这种说法和孙中山先生所说“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若合符节。卡赖尔的说法，人称之为“伟人学说”（GreatManTheory）。他说政治的妙谛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去。他因此而大为称颂我们的科举取士的制度。不过他没注意到取士的标准大有问题，所取之士的品质也就大有问题。好人出头是他的理想，他们憧憬的是贤人政治。他怕听“拉平者”（Levellers）那一套议论，因为人有贤不肖，根本不平等。仅管尽力拉平世间的不平等的现象，领导人才与人民大众对于文明的贡献究竟不能等量齐观。
我接受卡赖尔的伟人学说，但是我同时强调伟人的品质。尤其是政治上的伟人责任重大，如果他的品质稍有问题，例如轻言改革，囿于私见，涉及贪婪，用人不公，立刻就会灾及大众，祸国殃民。所以我一面崇拜英雄，一面深厌独裁。我愿他泽及万民，不愿他成为偶像。卡赖尔不信时势造英雄，他相信英雄造时势。我想是英雄与时势交相影响。卡赖尔受德国菲士特（Fichte）的影响，以为一代英雄之出世涵有“神意”（“divineidea”），又受喀尔文（Calvin）一派清教思想的影响，以为上帝的意旨在指挥英雄人物。这种想法现已难以令人相信。

第八部书是玛克斯·奥瑞利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的《沉思录》（Meditations），这是西洋斯托亚派哲学最后一部杰作，原文是希腊文，但是译本极多，单是英文译本自十七世纪起至今已有二百多种。在我国好像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不多。我在民国四十八年将此书译成中文，由协志出版公司印行。作者是一千八百多年前的罗马帝国的皇帝，以皇帝之尊而成为苦修的哲学家，并且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部书真是奇事。
斯托亚派哲学涉及三个部门：物理学、论理学、伦理学。这一派的物理学，简言之，即是唯物主义加上泛神论，与柏拉图之以理性概念为唯一真实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托亚派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物质的宇宙之中偏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势出现，如人，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所崇奉的神祗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全是寓言。人的灵魂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的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至于这一派的论理学则包括两部门，一是辩证法，一是修辞学，二者都是思考的工具，不太重要。玛克斯最感兴趣的是伦理学。按照这一派哲学，人生最高理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说到的宇宙自然。人生除了美德无所谓善，除了罪行无所谓恶。美德有四：一为智慧，所以辨善恶；二为公道，以便应付一切悉合分际；三为勇敢，藉以终止痛苦；四为节制，不为物欲所役。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本分，致力于整体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善尽做人的责任。
《沉思录》没有明显的提示一个哲学体系，作者写这本书是在做反省的功夫，流露出无比的热诚。我很响往他这样的近于宗教的哲学。他不信轮回不信往生，与佛说异，但是他对于生死这一大事因缘却同样的不住的叮咛开导。佛示寂前，门徒环立，请示以后当以谁为师，佛说：“以戒为师。”戒为一切修行之本，无论根本五戒、沙弥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以及菩萨十重四十八轻之性戒，其要义无非是克制。不能持戒，还说什么定慧？佛所斥为外道的种种苦行，也无非是戒的延伸与歪曲。斯托亚派的这部杰作坦示了一个修行人的内心了悟，有些地方不但可与佛说参证，也可以和我国传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克己复礼”之说相印证。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范伯鲁（Vanbrugh）的《旧病复发》（Relapse）里有一个愚蠢的花花大少浮平顿爵士（LordFoppington），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读书乃是以别人脑筋制造出的东西以自娱。我以为有风度有身分的人可以凭自己头脑流露出来的东西而自得其乐。”书是精神食粮。食粮不一定要自己生产，自己生产的不一定会比别人生产的好。而食粮还是我们必不可或缺的。书像是一股洪流，是多年来多少聪明才智的人点点滴滴的汇集而成，很难得有人能毫无凭藉的立地涌现出一部书。读书如交友，也靠缘分，吾人有缘接触的书各有不同。我读书不多，有缘接触了几部难忘的书，有如良师益友，获益非浅，略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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