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吴对弈的历史背景 | 贡发芹

冰水 — Tue, 28 Apr 2026 09:15:36 +0000

曾吴对弈，曾乃曾国藩也，吴乃吴棠也。两人同为清同治时代封疆大吏，曾年长吴两岁。
曾国藩
曾国藩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谭嗣同称他为替满人卖命的“汉奸”，章太炎抨击曾国藩为“笃于清室之宗稷”的“民贼”。笔者早年读初中时，历史教材是这样定位曾国藩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称“曾剃头”，“卑躬屈膝的卖国贼”。但他又是伟人毛润之先生“独服”的近人，蒋公介石先生则认为曾国藩“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推崇备至，钦慕有加。这里，笔者不想置喙。
吴棠
吴棠，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近代历史人物。在笔者研究吴棠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吴棠，现在，知晓吴棠的人越来越多。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研究吴棠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吴棠文集的出版，吴棠生平概述，均与笔者的研究存在内在的因素和必然的关联。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吴棠，这里还要做一个简介：吴棠(1813—1876)，字仲宣，一字仲仙，号棣华。出生于安徽省盱眙县（1955年划归江苏省）三界市（今属安徽省明光市三界镇老山界行政村）一个平民家庭。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作知县用，签掣江南南河搞河工。道光二十九年补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知县。历任清河知县，邳州知州、徐州知府、徐州道、淮徐道、淮海道、帮办江北团练、赏加按察使衔、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署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闽浙总督等职，官至四川总督、成都大将军，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宦游三十余年，历封疆大吏十六载，治平有方，多有建树，慈禧太后称其“柱石勋高，栋梁望重”。翰林院编修钱振伦（翁同龢姐夫）称吴棠督漕期间“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知名，天下治平第一人”。作为一名由平民而封圻之人，吴棠是清同治朝四大封疆大吏之一，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齐名。现在网上介绍吴棠，对吴棠的评价均来自笔者上述文字。
曾吴对弈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偶然隐藏着必然。
曾国藩被世人称为棋痴，他一生喜欢下围棋，已经达到痴迷程度，路人皆知。曾有过一千三百多次与人对弈记录。据相关资料显示：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失败，曾公“焦灼之至”，途经泰山，与人对弈两局，下山后又下两局。返宁途中，适逢漕运总督吴棠，两人是多年棋友，遂弈战不休，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
上面这段文字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曾吴对弈故事发生在曾国藩剿捻之前，不是剿捻失败之后。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廷明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江苏巡抚着刘郇膏署理。”一月之后，曾国藩才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督抚以下所有官员，奔赴剿捻途中，不是剿捻失败；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年）闰五月，而不是四月；两人不是棋友，他们对弈是两人首次相遇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似乎难以确证，但“十七天”属于事实。
查《曾国藩全集·日记》，曾国藩北上剿捻是同治四年（1865年）闰五月初七日乘船沿运河进入淮安地域。初八，乘船抵达清江浦，中饭后，吴棠前来拜见，后曾国藩又回访了吴棠，“与之久谈”。廿二日“申初二刻上船，仲仙送行，一谈“，廿三开船驶向高良涧“夜写吴仲仙信一件”。前后“十七天”，这没有错。十七天之中，提到吴棠（吴仲仙、仲仙）十三次，提到“围棋”十六局，直接提到与吴棠围棋的，有十六日“与吴仲仙围棋一局”，十八日“围棋一局，仲仙来此一坐”，二十日“仲仙来久坐，围棋二局”。曾吴“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无法考证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估计是推算出来的。围棋正常一局得两个小时左右，当然，半个小时一局也常有，三四个小时一局也存在。一天三棋，上午一棋，下午一棋，晚上一棋，似乎正常，但明显经不起敲。曾国藩十七天围棋六十八局应当是成立的，他的日记中记载，一天围棋四局乃家常便饭，一天五局、六局也是司空见惯，六局以上也很正常。一天与人对弈七局、八局也很常见，并非特例。曾国藩很多幕僚也都记述过曾国藩下棋之事。
曾国藩十七天围棋六十八局，但并非全部跟吴棠围棋，日记中交有的是与他人围棋，有的未写明围棋者是谁，这符合客观实际。围棋属于个人兴趣爱好，对于曾国藩来说，那是癖好，嗜棋如命。
据说，曾国藩下棋无论悲喜，不分场合，只要得空，便手谈一局，以舒精神。奇怪的是，越是焦躁，越想下棋。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初七，军务繁忙的曾公正抽空与程尚斋下棋，忽接圣旨，补授其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一时府邸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程尚斋几欲罢战，曾公却棋兴正酣，继续埋头对弈，“终局后，道喜之客纷纷，至夜不止。”咸丰十一年，前方战事吃紧，生死攸关之时，他忧心忡忡，几乎每天都“饭后围棋一局”。其中，二月十五日“又接湖北信，知黄州失守，悲愤之至，旋围棋一局”。猜想，围棋可能是曾国藩的一种思考、谋事、休息、谋事方式，或者调整情绪的手段。吴棠则不同，处于战乱前线，百务缠身，不可能梁旭十七天天天陪曾国藩围棋，而降政务抛之脑后。
尽管曾国藩一生痴迷围棋，但他的棋艺却不敢恭维。民国初年裘毓麟编撰的《清代轶闻》记述了这样一段曾国藩弈棋趣事：
有一次，曾公到扬州，重金邀请晚清国手周小松到府上对弈，许以厚礼相赠。周小松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五十余年，执晚清棋界之牛耳。周小松风骨凛然，毫不留情，让了九子不说，还将棋盘分成九个品字，意谓老夫才是九段高手，曾公颜面大失，拂袖而去，原先应允的厚金一分不给。
当然，与国手周小松下棋，曾国藩日记中竟然没有记载，这好像很不正常，有人怀疑该故事属于杜撰，笔者以为不无道理。
也有人认为，他的日记中，几乎很难见到他赢棋的记录，大多是“围棋二局”之类的流水账，估计，屡战屡败，羞于记录。事实上曾国藩围棋好而不精，赢棋多是手下、幕僚、朋友、家人相让的。曾国藩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吴棠对弈“一局”、“二局”，但并未记录谁赢谁输，估计多半是曾国藩输了。笔者猜想，吴棠这时也不再想让棋于曾国藩。
曾国藩与吴棠交往不深，相处也不甚融洽。笔者以为，他们只在这“十七天”里见过面、下过棋，其余均为书信往来。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时，吴棠才被超擢为徐海道，属于曾国藩妥妥的下属，道员之上有布政使，布政使之上有巡抚，巡抚之上才是总督，两江总督权倾朝野，曾国藩是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吴棠想见曾国藩一面都不容易，但一年之后，吴棠又被超拔为江宁布政使，署理漕运总督，吴棠任漕运总督，非一般漕运总督，他“督办江北粮台，江北镇、道以下各官弁暂归节制”。同治二年（1863年）实授漕督。也是封疆大吏了。特别是上谕里再次明确了吴棠的权限：“所有江北文武各员及军务、地方一切事宜归其节制。”第二年又进一步明确：“江南、江北粮台。着责成曾国藩、吴棠分别办理。”这已不是简单的官职升迁，而是朝廷把江北这一块最为完善之地直接交到了吴棠手里。要知道，两淮、江北、粮台、盐政、漕运、河务，每一项权力都非同小可，全部交个吴棠，晚清时期极为罕见。吴棠以一人兼有漕、河、军、政、粮、盐六权，完全是受了朝廷特达之知。曾国藩名义上是两江总督，可江北很多事务并不由他直接控制；吴棠虽是漕运总督。实际权力为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兼五分之四个“江苏巡抚”，因为江苏的五分之四在江北。同时还兼管两淮与皖东北、鲁西南盐政和军务。这样安排，表面看是朝廷对吴棠的赏识，背后其实是朝廷对曾国藩湘军势力的制衡，毕竟兵权过大，朝廷是不放心的。曾国藩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也非常看轻吴棠，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吴棠“殊聩聩”，即特别昏庸糊涂，显然是在发泄内心不安情绪。可见进士出身的曾国藩骨子里非常鄙夷举人出仕的吴棠，看不起吴棠。但朝廷并不是单纯赏识吴棠这个人，更在意的是掌控局面。吴棠非湘非淮，不属于某个派系，身后没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湘淮集团做后盾，对朝廷言听计从。这一弱点反而成了他的优势。
吴棠担任漕运总督时，过于集权，是曾吴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治三年（1865年）正月督办江北军务的江宁将军都兴阿调人西安将军，朝廷以“吴棠剿捻向称得力”，推荐吴棠就任扬州大营主帅，接统都兴阿部。扬州大营即江北大营，是朝廷对付太平军的两支朝廷正规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之一，交给吴棠统帅，是朝廷对吴棠的信任。为此朝廷征求了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先是肯定吴棠“久践戎行，阅历最深，清淮情形最熟，接统扬州，堪当重任”，又以“吴棠一旦离开清河，则徐宿一带即有鞭长莫及之虑”为由持议，致使吴棠入住扬州大营未成。这是曾国藩欲擒故纵之法，他首次挡了吴棠的官运，还站在大局高度，表面是是替国家考虑，是在肯定吴棠的社火左右，让朝廷和吴棠无话可说，事实上是反对吴棠接统扬州大营。当然，吴棠肯定心里有数。就是因为，曾国藩只管江南粮台，吴棠管了江北粮台，分了曾国藩半杯羹。湘军曾经一半粮草依赖吴棠供应，这是曾国藩不能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湘军攻克江宁，六月二十九日清廷下诏，“为彰勋绩、励忠勤，兹对克复江宁之一百三十九位有功大臣特加懋赏，以示朝廷酬庸之至意。此次平定江宁，扫除积年寇患，实赖诸臣协力同心，各展其能。赏赉之颁，既酬既往之功，亦励将来之效。”一百三十八为湘军将领，湘军之外的唯一一人为吴棠：“漕运总督吴棠，剿办清、淮一带窜匪，并扫除徐、宿捻逆，地方赖以安谧，着赏给头品顶戴，仍交部从优议叙。”整个湘军都反对，曾国藩也非常不满，表示不能理解。但朝廷后来予以明确：吴棠扼守要冲，频年苦战。内保里下河（苏北运河两岸）完善之区，外靖徐淮海三府州之气地，曾国藩得以专力图南，不为捻匪牵制，吴棠实有赞助之功。这说明朝廷站位还是很高的，湘军攻克江宁，离不开吴棠江北粮台的襄助，吴棠在苏北、皖东北、鲁西南地区将太平军与捻军隔开，太平军失去捻军的支持，湘军才能攻克江宁。曾国藩应当能看到这一点，只是不肯认同而已。
曾国藩一般情况下不与人撕破脸皮，但他暗中一直在掣肘吴棠，吴棠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毕竟官场明争暗斗，乃司空见惯之事。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初八日，吴棠署江苏巡抚，上命吴棠“迅速起程，赴苏，将地方应办事件认真筹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借机上疏朝廷，并请清棠附议，现在江苏乂安，一切应规复旧制。旨在削掉吴棠漕运总督漕运之外的权力。不料，十一月，朝廷敕令吴棠回漕督本任。曾国藩计划落空。
同治四年（1865）二月，清廷调吴棠署两广总督，曾国藩觉得机会难得，就建议朝廷任命湘军将领、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署漕运总督。哪知彭玉麟“力辞不就”。吴棠则疏陈江苏境内尚未全部平静，“贼股窜扰江境”，盐城、阜宁、沭阳一带防务最为紧要，请求清廷收回署两广总督成命，专办清淮地区防剿事务。皇上嘉其“体国文忠，不避难就易”，仍暂留漕运总督任。直到吴棠离开清淮前，一直任署两广总督、漕运总督。曾国藩希望再次落空。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廷“长城”科尔沁过去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荷泽西北高楼寨被捻军击毙。清廷失去最后一张王牌，上下震惊。僧格林沁骑兵覆灭十天后，即五月三日，曾国藩收到《僧格林沁阵亡着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的廷寄，催促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曾国藩不想接任，又推辞不掉，因为湘军已裁撤，无兵可供调遣，于是就一直寻找理由推迟行程。又过了几天，捻军北进，河南巡抚吴昌寿奏请添兵渡河，严防北岸。上命吴棠檄催水师，迅赴济宁策应。吴棠奏江湖水师不便入黄，请就黄河船只，添置炮位，配以滨黄兵弁熟悉地形者入黄驾驶，庶于军事有济，如所请行。闰五月初七日，曾国藩才北上剿捻，次日抵达清江浦吴棠处。准备坐镇徐州，在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四镇分别驻扎重兵，尤以“临淮为关键”、“徐州为枢纽”，重点经营十三府州剿捻事务。决定“查圩以清根本”，吸收数年前吴棠创设的“坚壁清野”等方法对付捻军，定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采取“以静制动”，“重点设防”、“分兵追剿”方式，以期达到剿灭捻军的目的。因得知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又名牛洛红)等部捻军聚集安徽境内蒙城、亳州一带，正在围攻雉河集，安徽布政使英翰被围甚紧。战场形势起了变化。经与吴棠反复商量后，曾国藩决定改变部署，决定亲率金陵六营、宁国六营先赴临淮关驻扎，等皖北紧张形势松驰下来，再坐镇徐州经营十三府州防剿捻军事务，推行河防战略。在清江设立转运局，后勤事务、江苏淮安、徐州、海州三府州防务及运河防线的防剿事务主要由吴棠负责。
以上是曾吴对弈对弈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曾吴对弈是特定历史情形中发生的故事，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痴迷围棋，也不仅仅因为吴棠是围棋高手，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交往的花絮，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情趣的展示，他们是为了公干。湘军裁撤后的曾国藩已是光杆司令，北上剿捻，绝对离不开拥有兵权、财权、粮权、盐权的吴棠的支持襄助，吴棠出于忠君本分，需要听从朝廷的安排，配合曾国藩剿捻，是责之所在和职之所在。曾吴两人胸中虽有芥蒂，但都得维护朝廷大局。曾国藩剿捻不能没有吴棠的军队，不能没有吴棠的粮草，不能不吸取吴棠多年对付捻军的计策和经验，不能不听取吴棠的想法和建议。曾国藩向朝廷报告剿捻计划时称系经与吴棠“熟商”后决策的。曾国藩在清江浦停留十七天，就是为了与吴棠“熟商”剿捻“大计”。所谓“熟商”结果，多半来自于两人围棋对弈之中。曾国藩剿捻必须经过吴棠所在的地江浦，在清江浦必然要召见吴棠，会见吴棠，回访吴棠，吴棠必然要尽地主之谊，拜见曾国藩，接待曾国藩，宴请曾国藩。这个过程之中，一个嗜棋如命，一个棋艺高超，会面部坐下来对弈，似乎是不可能的。曾国藩在必经之地清江浦，访必访之人吴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曾吴对弈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要发生的。
两个封疆大吏，对弈时间之长，毕竟不多见，很少见到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别的总督对弈的记述，也未见吴棠与另外一个总督对弈故事。所谓“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虽有夸张成分，但曾吴围棋许多局，确是事实。笔者可以武断地说，可能全是曾输吴胜，因为围棋高手吴棠早是“头品顶戴”，已具备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资格，没有必要故意输棋给曾国藩，从而借此来讨好曾国藩。
事后的情况是，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曾国藩剿捻不顺，朝廷命李鸿章赴河洛襄助，任命吴棠署两江总督，李宗义、丁日昌递升漕督和江抚。曾国藩接到廷寄称“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可见曾太在乎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了。两江是天下财富之源，是曾国潘、李鸿章师生二人的天下，此举不但引起曾曾国藩不满，李鸿章也为此大为不满，李致函曾国藩，称吴棠“调度频繁，诸将无所适从”，曾国藩很快明白李的用意，复函称吴棠“平日居心，不失厚道，惟用兵之道，用人之实非所长”。曾、李二人达成默契，以军务不长为由上疏清廷，“请饬迅赴新任”，即署两广总督一职。清廷只好收回吴棠署两江总督一职成命，但没有满足曾、李二人要求吴棠让出漕运总督一职的企图。九月，清河县在吴棠的筹款、督工下砖城筑成。后捻军曾于同治五、六年多次进攻清江浦均未能下此城。时张宗禹率部进军河南许汝、南阳围攻陈州，清廷以为“匪贼裹胁数万，非数省兵力四面兜剿不可”。命吴棠饬清淮防兵会合兜剿。寻奏清淮存留兵勇七千余人，先因捻军进攻徐州睢宁、宿迁，桃源相距甚近，路路需防。倘步队调出攻剿捻军，一时有警，即难回顾。今于无可抽拔之中，派出参将吴凤柱等马队赴徐州，随同曾国藩所部会剿，游击唐高凭等各带步勇驻扎宿迁、邳州，扼守运河南北两岸，又檄漕河标兵防守清河、桃源，以顾东路。后官军获胜，捻军西走归德。遂檄凤柱马队回驻宿迁。并饬水陆各军随时预防。谕曰：“吴棠于清淮情形最熟，著严饬各军，视贼所向，迎头截击。”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曾国藩剿捻彻底失败，十月十八日，收到“严旨诘责，郁抑久之”。次日，朝廷令其进京，由李鸿章暂署钦差关防，曾国藩“竟夕不能成寐”。十一月初六日，接廷寄，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但直到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曾国藩才抵达徐州接两江总督关防、两淮盐政印信、通商大臣印。二月廿三日，曾国藩抵达清江浦住宿。而此时，吴棠已离开清江浦四个多月，正在福州闽浙总督任上。曾吴从此未再相遇谋面。
曾吴清江浦十七天对弈，可能是他们两人一生中唯一一下次相遇。笔者以为曾吴对弈是历史的选择，属于人生中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
2026年4月23日-26日初稿于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
2026年4月27日二稿于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

作者简介

贡发芹，笔名亚鲁、贡晖，高级中学语文教师，三级律师。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徽省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安徽散文家协会副主席、滁州市散文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明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安徽省明光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主持工作）、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市政协六级职员，滁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三、四、五、六届）、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一、二届）等。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历史学会会员，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学会会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有诗集《蹒跚学步》、《浅唱低吟》、《柔声细语》、《轻描淡写》、《浮光掠影》等，散文集《帝乡散记》（38.8万字）、《帝乡散忆》（42万字）、《故园乡愁》（30万字）、《骨伤百日记》（30万字），文艺评论集《管见孔识》（27万字），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41万字，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传说·安徽明光卷》（50万字），史学专著《吴棠史料》（35万字）、《明光史话》（40万字）、《史林拾荒》（34万字）、《明光历史人物》（50万字）、《明光人文概览》（16万字）、《明光政协史》（二卷）(上、下册，115万字，主编）、《嘉山县志》（80万字，点校）等作品集25部约750万字。作品入选《2010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国诗歌年编》、《安徽最美地名故事》、《滁州文学六十年》、《滁州散文选》、《滁州诗歌选》、《民间故事选刊》、《小品文选刊》、《《幽默与笑话》、《华夏关注》、《党建文慧》等40余种文集、选刊，其中散文《举人巧对朱元璋》入选河北少儿出版社《小学语文同步阅读》（五年级A版）课外教材、散文《寻找芦苇地》入选百度题库及全国性高中语文试卷阅读题、散文《隋唐大运河开辟中国古代高速时代》入选全国性《2024-2025学年七年级下册历史[新教材]期中复习材料分析题精编50题》一书，《明光史话》、《史林拾荒》、《轻描淡写》、《管见孔识》等5部书收入百度百科词条。曾获安徽省社科普及优秀读物奖、安徽省金穗文学奖、中国散文年会奖、华语文学创作笔会奖、屈原诗歌奖、《文学界》优秀作品奖等十数种省级以上奖项及明光市人民政府第一、二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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