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人民作家》《大河文学》《深圳文学》《顶端新闻》《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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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
 
(左起：团长玛拉沁夫、高晓声、张炜、本文作者、王安忆、叶文玲，作家团参加德国书展，莫言在一旁正接受采访。)
莫言话题，久来曲直难辨，是非纷呈，莫衷一是！有人问我何以写莫言?
莫言自信自己创作的成功，他不信邪，信自己！
莫言不同于路遥，后者我早有耳闻，一见如故； 然莫言正好相反，我进作协很久，他一直默默无闻。因电影《红高粱》才第一次听说了他。后来莫言获奖，与有荣焉！
初次与莫言见面，是出访西德的行前集训，我去军校接他。他身穿军装，说是青年莫言，似乎更像少年莫言，显得瘦弱。性格跟他名字相吻，寡言少语。出访一个月，给人的感觉是常带三分怯意，从未有过慷慨陈词的发言。
他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给德方出资人赛德尔夫人翻译他的名字，我译成了“沉默”，让赛夫人颇感兴趣； 往下就是我们巧合同住一间。跟他单独相处，我马上认识了另一个莫言，一个自信、有主见的莫言。原来他不吭声，并非无话可言，私底下他不仅会说出自己的观点，还心气很高。于人于文，他自有理论，透见他对自己文字的笃信。
都说作家人人一个独立王国，文章从来自己的好，这一点，莫言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莫言自信自己创作的成功，他不信邪，信自己！事实也是如此，别人不写的，他写；别人不敢的，他敢。
1986年，年轻无名的莫言有如石板下的一颗嫩芽，坚强地、挣扎着要出头。但成功的突破需要时间，他还是那句话：谁写得过谁，写出来看看！
到了2012年，莫言得了诺奖，我领略到的是一个被人说得“面目全非”的莫言。
曾几何时，诺奖对我们中国人是具有何等的分量！年年到了九月就开始热议：今年猜想巴金，明年轮到艾青，接着提名沈从文……直到莫言得奖，作家群里忽如一声晴天霹雳。有人调侃，莫言得奖，是北欧为了多卖三文鱼；还有人说，莫言得奖不是因为作品好，而是翻译得好。我搞翻译，深知翻译能改变原作的文字，但无法改变原文的风格，而评委会对莫言获奖的第一肯定是他的写作技巧。
(后排左起：从维熙（时任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顾彬（德国著名汉学家）、赛德尔夫人（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德金主）、本文作者金弢、德国艺术家；前左：中国驻德大使馆文化官员；1987年，中国作家团在波恩黄风祝博士的”香江酒楼”。)
一夜间，莫言声名鹊起，被人捧上九天，同时别样声音也悄然而至。然两者均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这使得莫言默默冷眼观望了一场大戏的演变，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得眼花缭乱。有时候你站直了就是一种错，会否是有人因此自感卑微？在我心里，莫言依旧莫言，变的是他的身外物，其质地一脉相承。
互联网虽给我们提供了方便，但也时时诱惑我们随意说话，并让我们没有了思考的时间，同时也害得莫言为消化这些喧嚣，耗去超于新作构思的精力。
这些年来，我觉察到了中国文坛的一件新生事物：众多的名家、好作家做起了画家、书法家。北京作家郑万隆曾对我说：“作家写作如花钱，写着写着兜里的子儿就掏完了。”
古往今来，国际上不乏文学诺奖得主，得奖之后遂销声匿迹，不再发声。好在六十八岁的莫言还年轻，边大戏观望边妥妥修整，自甘寂寞了一阵，尔后又跃然文坛，得奖短短几年后推出超逾五百行之强的叙事体长诗《饺子歌》，作品付梓前他就给我发来了文档，还因此荣膺第五届中国长诗特别奖。
时年八月莫言又有长篇问世，内涵阅尽世道沧桑，时间跨度几十年，可以说是《红高粱》家族的续篇。莫言初衷不改，你想你的，我写我的。人世间的大戏给莫言提供了养料，不受震荡过的心灵倾吐不出能震撼心灵的文字。日下，《不被大风吹倒》又风靡一时。
在西德时莫言跟我说过，他头二十年的人生经历够他写一辈子。我真希望莫言够写一辈子，切莫向那些成了画家、书法家的作家看齐。中国不会因为少了你这个书法家而抱憾，但少了你这位作家，全国读者都会不开心！
 

二、是莫言往事还是莫言往事，看官见仁见智
 

赛德尔夫人

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德，那是一次特殊的出访。这次不同于历年两国间每年一度的对等互访，也不是中国作家协会跟西德某一联邦州进行的单项访问计划，而是在我任职作协外联部多年中，唯一的一次德方私人出资邀请。
成行的作家有玛拉沁夫、从维熙、高晓声、王安忆、张承志、叶文玲、张炜、程乃珊、外事秘书等，我任随团翻译。当然不能忘记还有当时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时而被单位领导批评几句“脏学”的、后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夜间爆款世界级著名作家的莫言。
说起这位德方出资人，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家有万贯钱财，非常热衷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此话头还得从两年前“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说起。
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老人，自称是尽失了对西方体制模式的希望，认为人类将来的出路是在东方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古国——中国，认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四大发祥地，其他的均已衰落，她已不再看好尚有再次兴盛的机遇。而惟有中国，几千年传承的文化从来未曾断裂，传统一直得以赓续，这个华夏古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正预示着人类下一个世纪的未来。
她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是中国并肩世界强林的世纪！这四大古老文化的民族，唯独中国才有再度昌盛的希望！
她专程赶来西柏林，找到我们作家团，主动表示愿意拿出一笔雄厚的资金，邀请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德国进行一次为期月余的旅游访问，了解一下中国以外的世界，以拓展视野，获取参照，拿西方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引以为戒。
老太太名谓赛德尔，大家尊称她赛德尔夫人。她家住德国西部、靠近杜赛尔多夫的克雷费尔德城（Krefeld），父辈家产富可敌国。后来有一次我去位于荷兰边境的德国“欧洲翻译中心”开会，回慕尼黑途中路经她家曾小住几天。她家有敞亮的豪宅，别墅楼底设有私人宽大的游泳池，桑拿浴、健身房等一应俱全。她带我来到市中心的商业大街，指着马路两边高耸林立的商贸大楼称，整条街曾均是她家父辈的产业。这些巨额财富后来都留给了她和弟弟二人。
赛德尔夫人家产万贯，长得雍容华贵，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气质美丽高雅，但她独身，一辈子从未结婚，这让我们大家颇为困惑。赛夫人对我们是全程陪同，从我们到访的头一刻起，整个旅程一直奉陪在左。或许是因为语言上的方便，我对她的了解相比他人更多一些。有些不适合公开的话题，在长达一个月的旅游、每日穿插其中的郊游、散步过程中我们就谈开了，每每话题聊得投缘，往后我来德国留学，多次被她邀请上家访问。
她曾是一位大家闺秀，一个不曾涉世的纯情少女，大学时代的初恋，她投入了毕生的热爱和终生的期待。她的恋爱经历“是她情感体验的登峰造极”，她这么说。但她失望了，虽然她没有阐述细节，但这次初恋热恋的失败对她的一生是致命的打击，不仅影响了她往后的整个人生观，还影响了她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失望，甚至绝望。她自认，往后一辈子的精神生活将永远不会超越那次初恋。但她不愿苟且将就，勉强自己。与其说不能极致，不如干脆放弃。她向我展示当年男友的照片，一个帅极英俊的年轻人。
赛夫人阅书千万，我所谈及的德语书目她均了如指掌，谈话间时不时地向我推荐书名，还给我买了一大堆她认为值得一读的好书。自一九八八年得知我在慕尼黑大学读博，专攻日耳曼文学，她来信主动提出承担我全部的书籍学杂费，坦言她生活里多了一个儿子。谈到一九八五年在西柏林对张洁、王蒙和北岛等的印象，她见地非常独到，作品朗诵会场场出席，认真聆听。这回中国作家团的再次访德，我们言谈之中不免议论团里的每一位作家，然而她更多的话题似乎谈及莫言。
赛德尔夫人独具慧眼，处世为人敏于观察，不知她从哪个角度看出了莫言的质地，她几乎从一开始就感到莫言是非常的神秘，或许因为我把莫言的名字直接意译成了德文。她很赞赏莫言的笔名，明言表示这一名字取得到位，作家应该是一个沉默、深层、寡言的人，只有言辞少了，思想才会深邃。她称莫言为“伟大的沉默”，并援引德语成语：“言语是银，沉默是金”。她认同老庄大智若愚的理念，认为莫言敢取这样的名字，一定是“大逆不道”，是个大潮流的叛逆者，而且一定具有充足的自信与强实的底气。半瓶水会响，水满了就有了城府，城府深了就沉默了，然而这种沉默不会是永远的。会有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次出访，除赛德尔夫人，还有德国汉学家顾彬都出乎寻常地看好莫言，早在二〇〇八年三月，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年前的一文 《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 中，我曾谈及顾彬当时最看好的除了王蒙就是莫言，顾彬对莫言似乎情有独钟！这在后面我还会谈到。
后来莫言得了诺奖，很多熟人敦促我浓墨重彩继续写莫言，说我们那么熟，那么聊得来，既是同年佬，且同有农村的经历，加之出国又总是合住一个房间，哪怕住到德国人家里也无例外。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再写莫言，是因为确实不好写，让我说莫言的好话，我总认为吹捧的文字没有价值，尤其是他得了诺奖后，我不甘与人一同趋之若鹜。所以过了二〇一二年，我在文章里很少提到莫言。
但要批评他的不是，对莫言确实说不出他有什么让人不齿的话题； 有些个人习惯方面的轶事，说来自然让人听得开心，但我们一直算是铁哥儿们关系，怕说得不合适造成读者对他形像的误会。
（左起：玛拉沁夫、高晓声（恰好转身）、张炜、金弢、王安忆、叶文玲、从维熙，作家团在书展上。）
二〇〇九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那年展会的主宾国，我本来是安排好应中国作协的邀请去参加展会，因那本收集了 12 位当代中国作家的德文版中短篇小说集 《空的窗》，由于柏林出版社的倒闭导致出书计划推迟，我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没有应邀。
展会期间，莫言跟时任作协外联部主任称： 你们到了慕尼黑，你跟金弢说，我到了慕尼黑要去找他的。
当年出访，我跟作家们的个人关系都很好，譬如北岛，虽当时他的政治背景特殊，但我们私交始终不错，莫言当然是其中最要好的一个。所以写莫言的轶事便会担心，生怕言辞不到，诙谐说得过了，影响了他的“光辉形象”。而且莫言得了诺奖，对“莫言形象”的维护，不仅关系到他本人，这还包含着“民族形象”，毕竟诺奖的影响力是国际性的，莫言的获奖于中华民族在多个层面都是一种象征，所以我这种担心也是情理之中。也正是因为心里没底，生怕文字上不经意地闪失影响了他，既然没把握，于是至今干脆没写。
莫言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当时没有，我到德国三十二年也一无所闻； 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腐败或经济上的问题。这在眼下物欲横流、穷则思骗、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里，莫言能做到这样，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至此不免想起中国作协几年同一办公室的一位室友来德访问对我说：“你真是不错，出国几十年，还是原配原妻，我们部里那些年轻人全都换了，我是没这个机会，但你忠诚家庭，奋斗几十年让人钦佩。”
我说，“出国几十年，我们的思想意识一脉相承没变，仍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依然原来的道德观念，变的是国内同胞，他们潜移默化，变得自己认不得自己了。”
每个作家团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场买旧衣服，那是因为当时的国情所定，也是一段我们走过来的历史，这我将另文别述。想写写王蒙暗红色的皮夹克，想写写张洁、张抗抗披风式的大衣。
 

莫言墨宝初留海外
 
（中国作家团出访西德时，莫言初次在海外留下墨宝。）
那次出访因为是私人邀请，我们团基本上没跟德国官方打交道，是一次旅游式的民间访问。在说顾彬对莫言的印象之前，有个绕不过去的插曲，就是汉堡家访关愚谦，莫言也因此第一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签名和墨宝。
在汉堡，有个海内外众所周知的新闻人物名叫关愚谦。说起关愚谦，一九八十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没有不知道的。他是一九六八年文革初期利用工作之便，瞒着单位拿了对外友协日本客人的护照冒名顶替出的关。为此，负责友协的领导还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关的事件在当时可是一条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团到汉堡，关愚谦提出邀请我们到他家访问，遭到拒绝。但这次玛拉沁夫、莫言团，关再次发出邀请，我们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之间相隔的几年，跟国内当时改革开放的需要以及与时俱进的观念不无关连。
在玛拉沁夫、莫言团之前，王愿坚、路遥团、公刘团也去过德国，其实那几次我们已经有了与关见面的准备。除了改革开放，另外关到了海外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祖国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艰难拼打赢得了一隙生存之地。还有国内快速的形势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已逐渐消融。我们内定底线： 不主动、不热情。到了汉堡就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或许是一九八五年关吃了闭门羹，轮到王愿坚、路遥、公刘团访德，他比较知趣，没有主动来找我们。这回玛拉、莫言团，也许是时间隔久了一些，记忆变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开放的气势更强大了，关再次提出要见中国作家。这回我们一拍即合。
关愚谦终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讲个有礼有节，考虑问题也比较周全，他两次欲跟我们接洽，都是通过汉堡文化厅提出来的。头一次一九八五年北京，我们还在组团期间，汉堡文化厅的来函已把他提名在册。这一回也是汉堡文化厅先把电话打到了我们下榻的酒店。我把这一信息向玛拉团长汇报，团长说： 想见就见吧，让我约个时间。
我们是那天下午十几个人包括本地的留学生去关愚谦的家。关的为人应该说是平易可亲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识大体的风格，无论遇到什么场合，大面子上一定过的去； 他那种上海人能“吃苦耐劳”、“忍辱胯下”的精神，给人印象至深，这也是他后来在海外成功的关键。 
为了家访认路方便，我跟团长先去他在汉堡大学的办公室。上海人那时到哪儿都喜欢说上海话。这当中自有上海人为自己的方言感到骄傲。甚至在北外，系里在电影大厅放德语电影，整个系里的学生济济一堂，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中两个上海老师隔着好几米大声说上海话让人颇为费解。这里是经院式的氛围，地处北京，况且全是知识群体，却不说普通话。就是再爱说家乡话，就不能之后私下去说？我听懂没问题，但系里大半的师生来自北方。
到了关家，他对我也是一口上海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是从何渠道打听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说话相通。还有，他跟我说上海话当然也有亲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会开始后，出现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
一九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中国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汉语，自然惊动了整个汉堡及北部半个德国的汉学界，那些自以为是权威的汉学家、教授们，都想方设法地通过关系参加此次聚会，也想亮亮自己的汉语水平。为了照顾在场的中外来宾，关说中文，我替他翻译，但关发言时，他时不时地跟我说上海话，弄得那些汉学权威听起来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关毕竟是个文化人，又在德国生活了多年，有文化人喜好收藏的习惯。当年的作家若不是名家也出不了国，所以今天到场的用当下的时髦语言来说都是“大腕儿”，关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让作家们在他的家庭记事本上留言。我忙着翻译头绪多，都记不得自己写了什么。但作家们都留了自认为是最精彩的一笔。莫言前面是高晓声，我在一边正好看到了。高写了:“同是一个‘汉’”； 轮到了莫言，他的留言是：“吃完面条听古琴”。在场的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莫言的谈吐与思维独具个色，这一开始就被赛德尔夫人言中。他不光写作，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语出惊人。从维熙、玛拉沁夫、张炜、王安忆、张承志等都正经八百地留了言，而他却来了一句大家意想不到的“吃完面条听古琴”，那是因为那天关请的是意大利面，完后让住在楼上的一对中男日女的留学生夫妇演奏了《平沙落雁》。还有一次，莫言发表的见解也让人很是惊讶，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把他的话直接翻译给赛德尔夫人听。
那个年代，中国人历经了多次“除四害”运动，在国内已见不到走兽飞鸟。一次我们到了一个德国小城市参观，满街的鸽子，它们丝毫没有怕人的迹象，会直接停在我们的手掌上要吃的，作家们看了个个新奇感慨，各自发表言论。到了莫言他又是出人意表，一句：“这么多的鸽子，要是摆在国内，中国人早就会想方设法怎样把它们尽快地变成大便。” 说得作家群里顿时哗然。
 

“莫言将来是个伟大的作家”
 
（左起：王蒙、马汉茂、金弢、鲍昌、刘剑青、舒婷、孔捷生、章国鋒、西戎、付天琳、方冰、黄宗英、德方陪同、张抗抗、作协外事秘书、德国邮政部长，1985年在西德）
这一预言，一九八七年出自德国汉学家顾彬。
一九八十年代的顾彬初出茅庐，羽翼未丰，经常遭到瑞典汉学权威马悦然和德国马汉茂的揶揄奚落。二〇〇八年我在 《顾彬重炮猛轰中国作家》 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对王蒙，顾彬一向非常敬重。顾彬是个很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汉学家。在他眼里，王蒙不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长辈，一位领导。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剎海 《文艺之家》 举办两国文学座谈会。整个过程，顾彬对王蒙一直毕恭毕敬。王蒙身为资深作家、中方代表团团长，英语又好，时常出访欧美，谈吐风格自然比较随意。加之德方多为中青年作家，在发言中，王蒙间或也会用长者的口吻，对客人略有提醒告诫之辞。就是我们不翻译，顾彬也能句句听懂。尽管如此，顾彬丝毫没有动摇过他虔敬的神态。就是后来王蒙当了部长，顾彬来京让我带去王蒙办公室，那也只不过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
然而对莫言不一样。顾彬一开始就非常看好这位当时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写小说出名，人缘也不错。出访德国一个月，我们始终合住一个房间，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么都聊。一九八七年中国作家团访德，在波恩大学搞作品朗诵会，当时顾彬就说：“莫言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我们听了多少有一种言词夸张的感觉。中国文字的表达比较含蓄，而德语相对直白得多。
等到今天莫言得了诺奖，再回首往事，会让人觉得顾彬那个预言颇具神奇色彩。现在想来，这中间有着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对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和选题，在西方人的眼里抑或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而我们或者更多地在乎作品的内涵与教育意义。诺奖评委在给莫言颁奖的解说词中首先肯定的是莫言的写作手法，这种价值取向有悖于我们传统的文艺批评。我们在作评论时，往往会先从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只在评论的收尾才谈及作品的写作技巧。
又之，当时信息手段落后，我们对海外同步在发生什么、他人在想些什么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文艺动态会让我们出乎意料，甚至让人吃惊，可以通俗地说，对西方的行情我们不甚了解。顾彬敢这么断言，当时我们只是一笑了之，现在事后诸葛亮地分析，的确不无道理。
顾彬首先是个严肃的学者，他不像某些汉学家，汉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对顾彬，汉学是他的终极，是他人生的挚爱。我曾写过：“为了汉学，他可以舍弃一切物质上的追求，” 我也曾试问过，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物质有关。同时我们也很早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Franz Kuhn第二。库恩不仅翻译了我们几个朝代的文学经典，他终生不娶，从事文学迻译六十年，是世界上包罗各种文字在内的翻译量之最的翻译家。（见《顾彬当年何以重炮猛轰中国作家》一文）。
顾彬跟我们打交道那么多年头，我回忆不起顾彬曾有过开玩笑的场景，张洁、张抗抗评论他是“沉默的顾彬”、“严肃的顾彬”、“不苟言笑的顾彬”，其实都是在说他是个“认真的顾彬”。如果让我对顾彬不受限制任意地评论，我能轻而易举地一口气说上十几句、几十句的描述，然而只允许我对他一言定音，我会说顾彬是个“严肃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他当时对莫言的评判绝非是一句信口开河。基于他严肃的治学风格，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是认真的。
同时，顾彬的性格也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这种性格或习惯与他的汉学倒是相吻合。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我们还没完成组团，他已把消息带到了北京：“这回每人能得一千马克。” 事实上，顾彬并没有读过莫言过多的作品，更没有亲自译介过莫言的小说。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诵会前后，他让一个汉学系的女生来找我们，表示她有翻译莫言小说的意向。对顾彬而言，是时近来五年的情况已大有变化。他不再是自由职业，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或许他已力不从心，或许他已无暇他顾，昔日与北岛孔捷生高行健轻松的时光已经过去。但他毕竟已经注意到了莫言。
那一次顾彬说的不少话，当时在我们听来不会觉得入耳，也不会往心里去，甚至会认为顾彬因中文有限，在表达上或是辞不达意。在今天看来，顾彬的预言： 莫言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跟莫言后来果真荣膺诺奖相应证，这难道是一次无辜的巧合？我想不尽其然。
顾彬敢这么预言，不光是他个人的预感，这其中还包含了他从他们内部得来的消息。很多事情，德国人对外守口如瓶，对内却无话不谈，他们的原则跟我们的外事工作无异，也是“内外有别”。因此顾彬的看法不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学派，包括诺奖评委，所以他这么看好莫言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当时信息不通，闭目塞听，顾彬手里掌握着许多远远为我们不知的信息，加之我们也没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今天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近来 20 年在电子科技方面风驰电掣般的发展，中国尤甚。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作者自己写作优秀外，还得有优秀的翻译。我自己搞文学翻译，深有这种体会。译者不同的本国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译得面目全非。
 

诺贝尔文学奖与汉学的影响
 
欧洲汉学实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国和北欧，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形之下只是凤毛麟角；尤其诺奖的评委在北欧，这一点至关重要。加之北欧诸国的文学走向世界，德国是北欧的一扇大门，两者间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北欧文学往往是首先翻译成德语然后介绍给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伦等。
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均有实力雄厚的汉学力量，而且分布与侧重也颇具战略考虑。慕尼黑大学的东亚语言学院，从一九七〇年代的鲍吾钢到现在的贺东勱，其研究重点均在中国古代文献，对老庄、孔孟思想的探讨研发，几十年一脉相承； 而对现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挖掘，此任务则落在了顾彬旗下的波恩大学。他们的哥廷根、图宾根，海德堡、汉堡大学、柏林大学等，均有凸显自己强项的汉学流派与权威，这在我们如何分析利用这一现状，设立专家专项学术机构，配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策，或已迫在眉睫。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历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科目分类精细，是个强调权威性的国家。
在瑞典，年届耄耋的马悦然（G·Malmqvist，1924–2019），师出名门，他曾师从高本汉（K·B·Karlgren，1889—1978），高当年曾是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主持远东考古博物馆，堪称瑞典汉学的鼻祖，并在瑞典创建汉学使之成为一项专门学科，功不可没。
自一九七八年高本汉离世后，马悦然跃居欧洲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马从青壮年起致力于汉学研究，身为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他曾历任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汉学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及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他将我国的 《诗经》、老庄哲学、四书五经，包括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辛弃疾的诗词及中国近代古典名著如 《水浒传》、《西游记》 等率先译介到了瑞典。
马悦然梅开二度，曾娶两任中国陈氏女性为妻。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他们欲以此体现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评委里，马自然会力挺汉学，然而他毕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有时会输得很惨，败得一塌糊涂，一九八六年便是一例。
我们八十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国策，形式上是一种往前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跟过去做一次清算，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的提法明摆着承认自己过去的封闭。因此以往我们在欣赏和评价自己的作家时，总会与国外的优劣标准判若云泥。所以，当年顾彬对莫言的预言，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学鉴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背景的揭示。这种以世纪为计量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美学品味和价值观，在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年代，要达成共识有如异想天开。眼下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间彼此沟通的加速与加深，或许我们能有效地参与影响。
（左起：马德升、金弢、刘索拉、程乃姗、鲁彦周、邓友梅、张洁、王安忆，1988年9月德中作家论坛在汉堡）
一九八六年为配合诺奖评比，我方派出作家团出访瑞典，意在气势上佐助马悦然，以造声势，结果无功而返。现在想起，实际上并不是马悦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背景的时机尚未成熟。世界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成就，往往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先导； 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同时在告语世界，不仅经济，中国同样谋求文学引领世界。文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学地位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大国必定是一个文化大国。
顾彬当时的预言，已道出了西方对中国文学重视的端倪。莫言的得奖只是一个开头，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个莫言。社会的变迁正是产生新文学的契机，这种变迁越剧烈，出现的文学就越惊心动魄。
西方国家不弘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价值观，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荐，就像优质产品，要尽数自己的优势与强项，彰显自己的阳光面。文学作品无异一项产品，是一项精神产品。因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社会的昌明与变迁正备受世人关注，我们可以自握纲绳，推毂自己的主题文学，可以有计划地分类分批译介中国作家，既有在国内已确立文坛地位、但在国际上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诸如贾平凹、格非一类； 也有已崭露头角、年轻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强、风格独树一帜的中青年作家，象陈染、东西、葛水平之辈；也有年轻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识符合国情，都可以荐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多元、也是“百花齐放”的传统。
 

被“点名”的青年作家
 
我们一起出访那年，莫言刚好三十出头，在团里算是小字辈，是个青年作家。我是因为听了路遥 《人生》 的小说广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为看了电影 《红高粱》 才听说了他，尽管那时我已经到了作协。当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给它拍成了电影。但反过来也是因为电影的成功，轰动一时，使得莫言的小说一举走红。莫言不吝的写作风格我事先已略有负面的耳闻，正赶上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动，就是写作手法比较开放、大胆，写了别人没想到或者想到而没有写的东西。一次，同办公室的、后出任作协外联部主任的室友，手拿一本 《人民文学》 刊物向我展示莫言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还曾对他的作品根据当时的形势议论过。
这次出访，除了在波恩黄凤祝博士和顾彬举办的中国文学报告会外，在慕尼黑伊萨城门楼顶咖啡馆里举行的“中德作家会晤”是整个旅程中唯一的一次比较正规的文学对话。谈话对象是一批德国民间的左翼作家。座谈会上，老作家从维熙不无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说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一九八〇年代的西德作家群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的文艺政策均成见极深。本来偏爱中国、思想意识左派的赛德尔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国作家参加文学会谈，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左翼作家，目的是为了座谈会上达到和谐融洽的交流氛围。但没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谓左派作家跟我们想象的左派还是相去甚远，他们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派。
会谈时他们毫不隐晦地直接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写了也不能随意发表，也没有人敢给你发表。其实西德作家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并不在于对中国是拥戴或是否定。就说言论自由，颇具理性的德国作家群，无论左、右都不赞赏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们的区分在于一个是善意的批评，另一个是刻意的指责。
俗话说，耳朵皮是软的，人都喜欢听好话，这说不上是什么缺点，国内国外、东西方都一样。本来讲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们以为话题皆是轻松的提问，了解一些情况而已。没想到就是左派也并非你好我好的，一旦触及创作理念，他们直言不认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强调写作不是服务于人，作家不是服务员，他们要随意表达自己的心声，要体现言论自由。他们虽承认文艺创作可以引导人的思想，敦促社会进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会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写作不能迎合某种号召，文学不能成为受人制约的职业。
中国作家与西方左派作家虽然思想意识相对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异，加上我们文革刚过，国门才打开，对迎面扑来的新风，还没来得及很快适应，这种公开的讨论、加上当面的质疑甚至批评，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很不习惯。文艺为人服务的话题尚待探讨，说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标准，对各种口号性的提法都可以见仁见智。这类话题依然局限于文学专题和个人范畴，这种问题两国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么结果也无伤大雅，本来就是公理婆理之说。然而紧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内容与性质上就发生了急变。
谈到了文艺作品受检查的问题，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讳地抨击这种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论自由。依据法律，人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写作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触犯法律即可； 对中国作家得认同国家政策、调整自己的言论，他们不能理解并予以谴责。
这么一来，话题不再是文学的流派抑或个人的理念，而成了一个国家文艺方针的政治话题。即是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欧洲作家对中国的看法依然没变。瞬息间，全体中国作家变得鸦雀无声。这种政治话题本来就非常敏感，到了国外更不知如何对答，外事又强调内外有别，明言外事无小事。大家只好等着领导发言了。
碰到此类大是大非问题，团里出面发言的除了团长玛拉沁夫，就数从维熙了，此刻老玛没出声，这场面就得从维熙来撑了。然而从的发言举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让莫言几乎吃惊失色。为了据理驳回对方论中国作家没有自由发表文学作品的提法，从维熙霸气反击： 我们自一九四九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随着目前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将会变得更加宽松。拿个现成的例子： 像莫言这样的青年作家，他所写的文字被文学评论界认定为“脏学”，像他这种被人评为肮脏的小说照样可以发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遇上“反自由化”运动了，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文艺政策在长足进步，是开放的、自由的。
从维熙谈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莫言却是另有一番心境，他扯扯翻译的衣角耳语：“别给他翻，别给他翻！” 回到酒店关上房门，更是怨气难消，但适才座谈会上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不难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气个性的，听了批评总不是滋味，尤其还在国外，当着众多陌生的外国作家。这也是我与莫言接触中他唯一的一次不悦。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从维熙即是领导又是长辈，是老作家。那就是当时的国情。我出国三十载有奇，这种现象国内当下不知又是如何？
 

跟莫言的“悄悄话”
 
（作者于德国魏玛，歌德故居。）
出访四个星期，莫言跟我一直同住一个房间，即便有那么一两个城市，为了体验一下德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寄宿在德国人家里，我跟莫言也是合住一间。出国那么多天我们相处和谐。加之双方都有过农村的生活经历，我们间的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而且农村生活也很相似。想想自己大学生活七年，除了时而去学校澡堂洗洗澡，平时图书馆晚自修后回宿舍睡觉，上床前时有不洗脚，所以农民出身的莫言，习惯相近，也就见怪不怪。
我跟莫言同年，他大我几个月，我尊他为兄，他对我的学历和德语专业也是佩服有加。我们住饭店很少谈文学，别的几乎什么都聊，话题无所忌讳，谈得随心所欲，但话及最多的是农村经历。他坦言，尽管不足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但经历及感受，他耳闻目睹的事够他足足写一辈子。
事实也是如此，他后来所有的作品几乎一直在消耗他童年、青年时代的资源。他跟路遥、古华、鲁彦周不一样，他永远在写别人。莫言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一九八八年我已来德留学，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计划翻译出版莫言的 《红高粱》，让我写了书评简介，并从国内调来了英文译本。出版社文艺部主任读了小说的英译本说： 莫言真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莫言的成功，尤其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膺，首先得感谢他讲故事的技巧，还有优秀的的译文。
柏林是我们访问西德即将结束的一站，在前一站大家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会看看行李箱还有多大的空间，以定夺再能带些什么纪念品，莫言也是一样。 
莫言的出生地是山东高密，是个穷地方，虽然他很早离开家乡，但他的家人仍在农村。我插过队，知道农村的茅坑是怎么样的。一个简易的茅草棚，地下挖一个土坑，土坑上放一个木框架，中间隔一道挡眼的草编，连个门都没有，就算是两个单间了，没有男女之分。那时的民风不但简朴，还道德正派，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包括之前几十年的老农，都没听说过有谁因脱了裤子被谁强奸了。
茅舍就在公路边，跑远程的货车或行人时有来往，单身女青年或妇女，脱了裤子坐那里半天，也没见过出事儿的。还经常是一边男的在解手，一边女的在上岗，就是碰上互不相识的男女，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只要有一方积极发言，两边就会搭讪起来，跟我们现在的微信聊天挺相似，时而还聊得甚欢。至于两人是否聊得投怀，后来钻了草蓬，只要他俩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我不得而知了。平常农活完了晚饭后去农民家串门，说到了荤笑话，谈及如厕一事，尤其碰巧男女逢缘，有经验的农民会向我们知青泄露天机： 其实啊，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口不稳。
农民没有厕纸，莫言老家的茅坑也一样。我们分别各自描述过自己家乡的茅坑，其形状虽不是如出一辙，但也大同小异。事毕必须例行的公事是一问题。我插队的是鱼米之乡，不缺稻粮，所以稻草比比皆是。茅坑中间一分为二的挡壁，上面穿有一孔，好心人会往孔里塞一把稻草，完事之后，抓来些许，手心绞一绞，用来得心应手。
来德后，有位我的同胞常客，后来成了朋友，他属老三届，上世纪六十年代下乡去了江西插队，一次茶余饭后，话及农村茅坑，我向他讨教，江西的农民是如何处理这一“善后”问题。虽然江西盛产毛竹，似乎用竹叶太嫌滑溜，难济于事。他透露，江西的孩子很小就得学会削竹管，随身携带，以备急用。江西遍地都是竹林，加之中国人从来善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莫言要出国了，而且去的是举世闻名、肥得流油的工业强国西德。莫言的结发是个心细过人的良家女子、贤妻良母。一九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物质匮乏的文革中脱胎出来，别的不说，就说那个年代城里的厕所纸，恐怕现在不到 40 岁的国民都没正经见过。丈夫要去先进发达的西欧国家，虽说咱们还穷，比不上人家，但咱们中国人爱面子，再穷也只能穷在家里，不能丢人现眼，我们不是常说穷家富路吗？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家外敲铜锣，家内喝薄粥，再没钱，长衫马褂还是要穿的。
莫言老婆想起了家乡的茅坑，在家完事儿干草一把可以打发了事，到了国外则可不行，怎么也要来一点儿上品的，不然人家还以为咱们中国真是个穷国呢？尽管平时省吃俭用，但在厕所纸上，为了面子怎么也得投资一番。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中国的经济刚刚开始有起色，经济政策的放宽，号召国民发展私营企业，提倡文人下海，推举全国首富“万元户”，市场开始改型，出现了首批“精品商店”。所谓“精品商店”，里面要不是国内质量一流的品牌，就是“舶来货”，质量虽好，但价格都是市面上的三至四倍，除了海外归国华侨或刚发了财的个体户，普通老百姓是可望不可及，怎敢问津？但为了丈夫出国为国争光，不失脸面，莫言老婆咬牙跺脚进了“精品店”。我就记不得有过这个福份享受过这般好待遇。 
这种厕纸，我们先说颜色，是白的，暂且不说白到什么程度，问问那年头庶民百姓见过白色厕所纸吗？绝对没有！就算我这个学了十年洋文的，工作搞的是外事，在日常生活中也没见过，是因为接待外宾住进了北京饭店才开了眼界； 再说其形状，是圆的，说起来会让人觉得是天方夜谭。干嘛要园的？都不知道怎么用，还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去普通商店买，都是一刀一刀、棕红色的，大约20 厘米见方。我国为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拙荆单位跟别人一样考虑到女性生理特点每月照发卫生纸，作为妇女保健福利用品。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是尊重妇女的社会。到了西方三十多年，现在想起来，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还是好，有很多优越性，单位里什么都发，连避孕套也发。那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每月补贴 5 元人民币独生子女费。有了一胎就要实行计划生育。老婆报社管计划生育的妇女干部小郝时不时地往我老婆手里塞避孕套，也不事先问问，套套型号分大中小，我一直纳闷，人家哪来知道别人的尺寸？
莫言怀揣老婆的体贴与关爱，背上装着两卷象征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的白手纸上了路。我们辗转西德诸多城市，这两卷饱蘸夫妻恩爱的手纸可惜一路就是无用武之地。到了过完下一站就要回国了，收拾行李时这两件家乡来的伴侣不由再次跃然眼前。拿它们怎么办？这让莫言犯难了。四个星期的旅行，一路不断攒集的纪念品已把行李撑得鼓成了球。
无奈中，莫言不禁失声抱怨老婆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得他现在取舍难定。扔了？这么优美的现代化产品，自己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拥有，况且还做了全程陪伴，多少有了感情，怎能弃之如敝屣？但要装进行李实在是缺之空间了。我一直在一边注视着莫言的踌躇不决，见我靠近，这敦促他果作定夺。最后还是决定带走。或是莫言想到了老婆的夫妻恩情，或是苦难出生的莫言舍不得这俩”精品”。
我来到他身边，使得话题有了转向。我的参与不想对莫言是否决定扔掉还是带走施加影响，决定尽管由他自己作。我的意思是，既然要把那两卷国产货带回国，还不如换两卷德国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之下，国货顿间相形失色。人家的德国货那叫个细柔白净，质感棉性大，有韧性，不易戳破。我的意思是： 你老婆对你“有情”，给你出高价买了这两卷现代化手纸，你得对老婆回敬一个“有义”，回送她两卷高质的，也让你老婆感同身受一次，尝尝这种柔美细腻的味道，让她用过一回没齿不忘。
莫言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换下两卷好的，但见卫生间里的手纸已所剩无几。我说这个好办，我去服务台取就是了，一取取了一整包十五个。莫言使了劲装完了两卷好的，手里拿着两卷差的，犹豫良久，还是奋力一同打进了行李。
 

莫言“痛哭”柏林墙
 
柏林是我们这次德国访问的最后一站。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墙始建。这一墙之隔，隔出了两个德国，隔出了东西方世界的两大阵营，它既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时期两种社会体制对垒的重要标志。柏林墙全长155公里。起初用铁丝网或砖头为材料作围墙，后来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防止车辆冲击的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到了西柏林，参观柏林墙无可置疑是首当其冲。
柏林墙中的“墙”字跟我们长城中的“城”字在德语里是同一个词，都叫作城墙（Mauer）。早在一九七十年代我们开始学德语时，笔者曾跟外教谈起过有关柏林墙的话题。我说中国有个“城墙”，德国也有个“城墙”，这难道是碰巧？外教说： 两个“城墙”不一样，你们的是文化的“城墙”，而我们的是政治的“城墙”。外教何尝不知，我们的“城墙”也曾经是一堵政治“城墙”。 
那天上午，初夏的一潮阵雨把西柏林冲洗得透干净，象是为了迎接我们，让柏林墙给我们一个好印象。我已多次分别从东柏林和西柏林参观过柏林墙。只要我们是访西德团，若时间安排得出，我们会上午从西柏林看柏林墙，下午从东柏林看柏林墙。柏林墙的东面，之前有进百米的开阔地带，戒备森严，人不允许靠近。怕有人强行突破，开阔地埋有地雷，也是瞭望塔的射程范围。从东柏林看去，柏林墙洁白、干净，一堵“漂亮、整洁”的墙； 而靠西柏林那一边，墙没人看管，彻底开放，游人可以走至墙根； 也没人管理，不仅垃圾遍地，而且尿骚呛人。是一堵肮脏透顶的墙。
去柏林墙我已是轻车熟路，今天领着大家来参观，身为团的翻译，得时不时地给大家解说柏林墙的政治背景。为了让游客能登高瞭望东柏林市容，在墙的西面建有诸多铁制瞭望台。我们下了车，多数作家想先拍照留念，我跟莫言直奔铁塔而来。
一场大雨刚过，游客一下子挤在了一起，有人往塔上攀登，也有人从上面下来。莫言跟我靠前靠后，几乎平行往瞭望台上挤，莫言在我的右侧，我比他快那么一两个台阶。几乎要到平顶的时侯，我正前方下来一个六十开外、身材丰腴的女士，左手拿雨伞，见我上来，下意识地往左一让，正好对撞上由下而上的莫言，左手的伞尖不慎擦及莫言的左眼角。这女士或是根本没有觉察碰了别人，毫无反应地径直下瞭望塔而去。
莫言顿时疼痛难忍，上了瞭望塔的平台，手捂着眼睛蹲在地上。这时由下而上来一个西装革履、七十来岁瘦精精德国老头，看看我是中国人，又看看捂着脸蹲在地上作痛哭状的莫言，便自言自语大声发表感慨： 社会主义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德国，同情可怜得痛苦流涕……！亏得莫言听不懂德语，否则当时非把他气炸不可。 
莫言“痛哭”过的柏林墙两年后倒塌。我国古时有“孟姜女哭长城，哭倒了长城”一说，今有莫言痛哭柏林墙，也能说成莫言“哭倒了柏林墙”？史学家们都说柏林墙是德国人自己推倒的，我想，没有两年前莫言痛苦的热泪泡酥了墙根，柏林墙能倒得这么快吗? 这难道又是个巧合？莫言这一壮举跟他二十五年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难道没有丝毫的联系？此事或得考证！
 

三、我写莫言（《北京文学》采访录——金弢创作谈）
 
莫言的一生，诠释和演绎了自我奋斗的一生！我们曾很落后、很穷，到了西德上厕所，连二十芬尼都不舍得，要凑齐了多人一起去，只需一次投币。那可是硬通货啊，每一分钱都要节省下来拿回国买彩电。我跟莫言的友情是在贫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往事历历在目，不忍回首！
二〇〇八年，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写过一篇长文，文中除了王蒙，主要写的是莫言。二〇一二年莫言荣膺诺奖后，声名鹊起，好评如潮,知情者敦促我重墨继续写莫言。然诺奖前后的莫言判若天渊，他从一个普通青年作家一夜间腾升为世界顶级名家。写他，顾虑变得颇多。所以往后十年，在文学回忆文字里我很少提及莫言，担心对他的“诺奖形象”把握失准。
写莫言的往事会担心，怕辞语不到，诙谐过了头，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诺奖后，对“莫言形象”的维护，不仅事关他本人，也包含“民族形象”，诺奖的影响力毕竟是国际性的。莫言获奖于中华民族在多个层面是一种象征。我之顾虑也属情理。既然心里没底，怕文字闪失，没有把握，遂干脆不写。
然而中国发展三十年，其发展速度实在太快，风驰电掣让人目不暇接，堪比西方两百年，而且一直以加速度的势态在继续发展，方兴未艾。我和莫言在一起共同经历的那些岁月，虽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 尤其是在中国作家协会我头尾不过四年，但那几年却浓缩了这个民族历经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我们走出贫穷落后的最初阶段。这些亲身经历均是信而有征的史料，这些史实若不记录下来则将风流云散，荡然无存。这八年、十年来，莫言的话题一直纠缠着我，无以释怀。或许是到了该救救历史的时候了，对事实视而不见不是明智，这种紧迫感我日趋强烈。
网媒对莫言的评论铺天盖地，褒贬参半，有人把他捧上九天，有人把他贬入地狱。这些褒贬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很情绪化。我写莫言是要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生活里有柴米油盐、脚踏实地的普通莫言。通过琐碎小事透见其生活真迹。“不因成就名誉则成仙”，昨不是，今不是，明天也不是。期待过了头就会失望，失望了，就会错看了他。莫言跟你我无异。吹捧的文字我从来认为没有价值。于是我一改初衷，写了莫言。
还有一个大层面的话题： 因莫言，连到了诺奖，因诺奖想到了中国文学的世界走向。身为两栖文化人，我们或可提供些许参照，以期知己知彼，精准审时度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曾很在意“诺奖”，现在不那么强烈了，是因为中国有了更多的底气。但无论如何，“诺奖”毕竟是一席市场、一方阵地，要看我们想不想去占领，它仍然是当下国际事务中一个颇具分量及影响力的关系链，在与世界交往中不可或缺。兼听者，明！
小插曲：一九八五年首次出访西柏林，顺访联邦德国，因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出了我们众多作家的翻译作品，那一站文学活动尤其频繁，我也有了较多的亮相机会。是年秋，德国巴伐利亚文化部给我发来了访问学者邀请，但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干得不亦乐乎！现在看来没马上应邀是对的，否则我就没了往下几年跟众多知名作家的美好回忆。
2025年12月24日  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 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一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 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八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写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六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见诸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天津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时代文学】、【西部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 2022年04月获 “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 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 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 斯特林堡和他的 《狂人辩词》 2023年01月获 【当代作家】杂志，“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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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家
二、 收入
三、 稿费
四、 外事
五、 出国
六、 彩电

~一、 作家~谁算作家？
一九八〇年代，一个人在中国能否算得上是作家，首先要看他是否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省一级的分会会员，相差一个级别。名正言顺的，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这是关键。一旦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就可以被称为作家。省一级的会员是否也能算作家，概念不确定。虽然这类作家不会理所应当地自称作家，但在履历上都会注明自己是某分会会员。至于能否得到全国作协的承认则另说了。中国作协外联部在选派作家组团出访时，仅分会会员是不会考虑在册。
这种官方的“作家”称谓，以中国作协会员资格为前提，在当时是文学界的共识； 而想入会，前提要有作品。五十年代，丁玲有过“一本书主义”的提法，这意味着想当作家，起码要出一本书； 反之，没出过书的人就失去入会资格，成不了作家。零星发表再多、数量再大，只要没成集出版都不足为数。
北岛
除官方以会员资格来判定作家外，民间也有虽不是作协会员身份，但被社会承认是作家、诗人的，这种现象极为少数，最典型的要数北岛。
海峡对岸的旅美女作家陈若曦1985年春来京见胡耀邦时说：北岛这么好的作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诗人，但这次“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不让他去，她认为不妥。胡马上就问：“是我们的会员吗？”“当然不是。” 这问答间说明了两种不同观念、不同判断准则。在陈看来，只要有作品，名声在外，得到社会承认，有知名度，不仅是作家，而且还是好作家、名作家； 而胡首先要问问是否作协会员。所以说，一个人能否算作家，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
像北岛这样的民间作家，其生活来源除靠一份工作，就要看稿费了。自“西单民主墙”、“星星画派”事发后，北岛因此失去工作，没有单位再要他。按他自己说，即使无业，他也必须每天去街道办事处报到。北岛彼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当时不可能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杂志社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还很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还没松，所以他不但工作成问题，若想发表作品，他只好跟伙伴们一起自己创办刊物。
~二、 收入~然而，那些身为作协会员的作家又是何以为生？
八十年代初始，能称得上作家的，一般都在职，有一份具体工作，譬如在杂志社、出版社当编辑，任职拿工资；或在中国作协机关及地方分会当干部，根据行政级别取酬。那时有个单位很重要，这关系到分房，
住房是职工的最大问题。对在职作家而言，就不存在生活补贴问题。然而那时有一批专职作家，数量不是很多，就是说，这批作家本身没有工作单位，只是专业创作。要成为这样的专职作家，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地方会员还不够资格，他们都具有全国知名度，是国内出类拔萃的一流作家，前提是发表过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品，或获过文学大奖。这类作家，国家给予补贴是为保障他们有经济来源，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得以安心写作。张洁就是当年这种专职作家中的一个。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张抗抗、上海的王安忆、天津的航鹰、大冯、山东的张炜、西安的路遥等。他们从国家领取的生活补贴不等，实质上这类补贴是一种工资待遇。至于决定这份工资多少的前提是什么，会以他们成为专职作家前的收入作参考。
在作协时，我做过比较，确认专职作家的收入均在大学生工资之上。拿自己举例，一九八五年元月我进文化部，拿的是研究生标准工资，每月 62元，高出本科生一级，6元； 同年三月我任职作协外联部，工资没动。那年头除工资外不发奖金，唯一补贴是5元独生子女费，而且文革前后十几年工资基本上没变。
印象中，如上提到的作家，补贴都高出我的工资，张洁工资最高，这或许跟她的年纪和工龄有关，能拿到 90多。张抗抗、航鹰、大冯都能拿到 70、80以上；相对来说，王安忆、张炜要低一些，但他们也年轻。就是路遥是个例外。
有一年西德作家团去西安访问，我跟路遥谈及他的收入，得知他的专职作家工资不到 60元，跟本科生相等。路遥的一生，物质生活始终是匮缺的，出访西德时他说，《人生》获奖，去北京的路费还得找人借。获奖后买书送人加应酬，还了债已所剩无几。在西柏林因推荐他的电影给《金熊奖》，谈及小说时路遥说：为等米下锅急需稿费，《人生》发表得很仓促，只写了中篇，几乎是个提纲。往后三年，他将《人生》扩展成了《平凡的世界》。
莫言
莫言的工资是个例外，跟地方上不一样。他在军队艺术学院，属部队编制。据他日前回忆，他那时已享受行政正连级待遇。我去微信问及此事，他找财务处还查实了三十八年前的老底。称工资单尾数达120强，里面当然已包括独生子女费和军队补贴。按常情，部队福利好过地方。
2008北京奥运年我回国拍电影，在京与张洁等作家重逢，她压低嗓门说：“小金你真不知道，我们老作家现在日子有多难过！政府说了，你们的工资都涨了三十倍了，不要再抱怨了！你想想，当时100元多好花，现在的 3000顶什么用？！” 这同时也证实了张洁当年的工资不过 100元。
中国从1962年至1977年，15年全国基本工资没涨，在职人员平均约42元，1978年涨至48.50元。恢复高考后，一个七七级毕业生月薪：北京56元，上海58元，杭州54元，这是三个不同类别的地区差价；工人满师定级，一般都到了二级就不动了，除特殊技工外。全国工资大致从36元至42元，而且近二十年基本没加。
日前，天津老作家航鹰在回忆当时职业作家工资时说：“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文人作家平均工资约 55元。在文艺界，天津只有我和关牧村‘跳级’至 62元。” 这是我一九八五年春进作协机关后才注意到了作家们的收入。
我去微信问航鹰:
一九八八年我们一同出访奥地利，你是专职作家，还记得月薪有多少吗?
航鹰答:
“经我和老伴共同回忆，我们那一代人从1962年至 1977年没涨工资，平均约42元。1977年涨到48元，80年代中期约55元。当年的级差6至8元，所以到了我出国留学的1988年，大约70多元。”
航鹰还讲了一个有趣的稿费故事，很具有历史感。她说：“我记得1977年恢复稿费，《天津演唱》发表了我的独幕剧本《计划计划》，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得到稿酬，30元。那天沙尘暴刮黄了天，我说明天再去取吧，我们家的刘先生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骑车冒着风沙而去。因稿费单一旦寄去了“天津人艺”，我们须去南开大学对面的邮局取款，离我家很远。当老刘回来时，都成了个土人儿了。那是我们家庭的节日啊！能顶上半个月的工资呀！那年我女儿8岁，儿子6岁，是我们最穷的日子……”
航鹰结尾说：“谢谢你让我们回忆起当年贫穷时的欢乐！”于此，作家昔日生活可见一斑。
我在《路遥的德国之行》一文中提到，因路遥在西德被盗三百美元，我给他算过一笔账。按当时私下交易的美元价，就满打满算把路遥每年年薪算成八百元，他也一下子丢了整整四年的工资。此外，按当时三十至四十岁年纪的作家，正常收入除去生活开支，恐怕一辈子也买不起彩电，因为我们的收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用来吃饭的，而且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积蓄，是月月光。当时，二十吋彩电，市面价达一万元以上，西单商场有陈列。那年，万元户是全国首富。普通家庭包括作家在内，如果不出国就一辈子甭想有彩电。这么说来，张洁口口声声称，她写作一辈子就是为了给她妈买一台彩电，就不足为奇了。
到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出国进修，中国作协刚恢复职称评定，我有幸被评上正翻译级，听外联部领导说，工资按行政靠副处，月薪涨到了93·50元，加五元独生子女费，一共不到100元。
~三、 稿费 ~当年的稿费在作家生活来源中占什么位置？
除了工资，作家们日子想过得宽裕，尤其是专职作家，就得靠稿费。专职作家没有坐班的单位，也就失去了许多单位福利，尽管他们的人事关系会落在某一机构，但单位里不时的物质分发就酌情而定了。那时虽不发奖金，但是单位福利如分食品和生活用品不断。别说逢年过节的，就是平常机关后勤处会时不时地弄来食物或生活用品在员工中分发，像肥皂、洗衣粉、肉类等是常有的事。中国作协傍着文化部，我们外联部时而也去文化部传达室后面的小侧院买价廉物美的内部食品。从这点而言，专职作家不坐班，就没了单位福利，生活压力会增加。
一九八五年前后的稿费标准，普通稿子一千字七元，能拿到八元即是例外，要拿到九元，就是名家特约稿。多年后好的稿费才涨到了千字十一元。记得一九八八年我翻译了两部长篇小说《香水》和《狂人辩词》，拿到三千多元的稿费，那是一个天文数了。
根据“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原则，求得作品发表的极大值，作家们当年写稿、投稿，最大经济效益是“一稿三酬”，若能如此，就是“名利双收”：写出文章、小说后，力求三回稿酬，这样发表几率高，知名度就大，进账也多。当年作家们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加上社会活动多，应酬频繁，开支也大。
写了稿先找报纸发表，拿一回稿费；发表后再投杂志或刊物，因杂志、刊物的形式不同于报纸，不影响再次发表，如此再拿一次稿费；最后稿件多了合成集子出书，又得一次稿费。当时流行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这样才能创收，增加效益。
路遥
篇幅大的作品或小说，虽一次性稿费较多，但精力投资也大，所需时间也长。若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愁下顿的，部头大的稿费一时等不来，就像路遥，为解燃眉之急，把长篇写成中篇发表。
从我自身经验，稿费最快、最便捷的要算投小稿，时间短见效快，花不了三个钟头写一篇，写个文艺、文学动态，报道一下国外新书，作个内容提要写个简评，都是唾手可得。
彼时《文艺报》在作协机关背后，编辑部同志时不时跑来要消息。机关订有德国周刊《明镜》、《明星》、《南德意志报》等，读到外国文艺动态或奖项颁发、新书发行，几百、上千来个字编个简报花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此类花絮稿还很受欢迎，会让版面显得活跃而丰富多彩。
写稿就有稿费，给稿费至少十元，再少了会给不出手。想想工人月薪不过四十元，花三小时拿人家四分之一月薪，这种付出经济上很划得来，所以每次接稿费单都会战战兢兢的。送来的汇款单，邮局就能兑现。
中、长篇小说除出书印行外，还有被改成剧本的机会。那些情节适合改编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更为理想。如果作者本人改编，当然求之不得，发表剧本后可以来一次稿费通吃；就是别人改编，因原作是自己的，发表时会有稿酬分成，这不失又多了一次收入。像莫言的《红高粱》被拍成电影，当然又多了一份稿费。
因正写到这一段，提到当年的一稿多酬，想到了莫言 《红高粱》改编后是否拿了稿费？有多少？月前我去微信问他有多少分成。他没直接回答，因1987年在波恩时，我记得他说过给了他稿费。没想到今天莫言在《星期一节目》里回答了我的提问:“稿费 800元”，而且他觉得当时是很多的钱！
是啊，航鹰为了30元稿费当时全家不是还兴奋了好一阵子，让她至今难忘！还有我在《莫言往事》里提过的：是因为他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把它拍成了电影。我的观点莫言在节目里快乐地表示了完全同意！
随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举国上下经济搞活，一派沸腾的经商氛围，文化、文学日趋市场化。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家庭录像机的普及，作品拍成电影被制成录像带或碟片，其发行数量之大，让作家跟导演、制片人一样，版权分红就海了去了。
而且那时还没实行缴纳个人所得税，稿费再多都是如数尽收。到后来私有经济占据了更多的位置，作家当老板，文人下海经商，文化产品商业化成了日常现象。有一年，设计上海机场的工程师徐总率团来慕尼黑跟西门子谈判完后来我酒楼设午宴，那位长者虽不是文艺界人，但是个文化人，文学修养极好，稍稍一聊，上海文学界、出版界的知名人士、作家他都很熟。得悉了我的背景，他笑我弃文从商，染上了铜臭气。我说是生活所迫不得已，也顺应了国内“文人下海”的大潮流。他说我不一样，我是“文人下海，一下下到了地中海。”
……
几年的作家团出访，有个别团涉及到采访费、版权费，我们也称“稿费”：1985年王蒙带去西柏林的那个团，白纸黑字地跟德方签了合同，每人到手一千西德马克，买断了我们在西柏林十天的音响、影像、文字等媒体版权。介绍时，这钱名义上说的是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的活动有用餐招待，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各自用餐就得自理，害得大家慑于下餐馆。那可是硬通货！按议价，一顿饭要吃掉150元人民币。那时，大学毕业生在京月薪56元，研究生加6元。为了彩电大家都很省。
康濯、航鹰、柳萌加我的访奥团，零花钱给得比较好，但事先明说了其中已包括版权费。我们主动向德方交涉版权费只有一次，那是作家团诗人公刘、少儿出版社社长王一地、上海作家赵长天、陕西评论家王愚和安徽刘祖慈加我，是访西德下萨克森州团，每人给了300马克零花钱。因有了以往出访经验，给钱时我问了一句：这钱已包括了媒体版权？州文化科技部部长说没有，任何音、像采访需我们自己跟媒体谈。结果德方除电台采访，电视台还要录制节目。团长建议我向媒体问清版权事宜。记者当着我的面电话请示，后每人追加200马克零花钱。那可是一大笔钱，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两年的工资，更何况还是外汇！……
1985年秋，我在作协外联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需要找一位中国女作家，配合拍摄纪录片《中国作家的一天》。说话口音听得出是外国记者，他是当时影视界新秀沈丹萍的丈夫吴伟（Uwe Krauter）。沈丹萍因出演《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主角而一举走红，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吴伟称，这部系列电影要拿去德国公映，我才知道吴伟原来是德国人，接下去的交流改用德语就顺畅多了。
吴伟点了张抗抗的名，大概是我们跟他妻子沈丹萍同属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年龄段吧。那天傍晚我陪抗抗去「友谊宾馆」见的吴伟，还见到了沈丹萍和她的几个小姐妹，三四个女孩子正出浴从卫生间出来，那时能洗上一个热水澡都是奢侈。跟吴伟的谈话，我们对拍摄构想已谈得很细很深。取景放在长城，张抗抗需要手拿一本文学杂志，卷起握在手中，在长城上迎面缓步走来……
 就是因为吴伟没有提及拍摄报酬的事，我们且又耻于主动提出演费，毕竟拍摄程序不是一蹴而就，要花去多长时间事先更无法估计，而且取景又在离开北京较远的长城，当时的交通跟现在无法相比。此合作项目最终不了了之。现在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主动问一句呢？然而，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难以启齿谈钱，更何况是主动要钱呢！
~四、 外事~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而且工作一旦碰上与外事搭边，八十年代更是肥得流油。
中国封闭了十年，几乎没有外事往来，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跟西方几乎断了交往。乘改革开放东风，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外事活动一下子繁忙了起来。随不断加深与西方国家的人员交往，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外汇。
那些年，凡有机会出席外宾招待会或宴请，外事即是美差。宴请怎么也少不了吃香喝辣。在缺油水的年代，能有机会打打牙祭是人心所向，当时买肉还要肉票呐！我们读研时跟本科生同住一楼道，国家每月发我们半斤油票，宿舍里煮挂面加一点菜籽油，满楼道宿舍的同学都跑出来大声嚷：“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缺吃的年代，一点油腥味就那么敏感，日子过得清贫的作家也相去不远。
平日里作家们喜欢清静，躲起来写作不为人知，但外联部是个例外，一到有外事活动召集，他们会人人一呼百应。这当中还自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外联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物色好了某个作家，决定安排他组团出访，有了目标后会先把他拉出来练练兵，接触一下外宾，适应适应外事场合及涉外纪律，这样到了出访时就不会感到唐突。想到有机会出国了，回来可以买彩电，谁都会兴奋异常！张抗抗曾对我笑着调侃，说，我们作家谁人出国，还不是你们外联部掌握着生杀大权！
那时，外汇是人人求知若渴的好东西，回国后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彩电必须用外汇。这种外汇也叫“硬通货”，是在国际上能自由兑换的货币。
当时的人民币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很遗憾不属于硬通货。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币在国际间流通也坚挺了。那时，东欧国家的外汇拿回国不能用。冷战时期，东欧阵营虽是兄弟国，但货币不流通，彼此间不能自由兑换。
这种状况体现了货币的信用值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中包括充足的商品市场。假设一下，若当年在莫斯科能自由兑换人民币，苏联人还不怕中国一夜间把莫斯科买空？如果苏联卢布在中国能任意流通，我们收了大量卢布，明天拿去苏联用时，万一卢布贬值了怎么办？那是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货币坚挺不起来。跟今日中国已大相径庭。经济不繁荣，货币就疲软。
职从外事工作，避不开的体验是，八十年代的外币换汇不失为一个生财门径，而且当时还颇为流行，这也是继文革后一段短暂的中国现代史。
那时我国实行“双币制”，是特殊时期的一段特殊政策。除普通百姓日常用的人民币外，还有人民币外汇券。外国人拿外汇去银行兑换，得到的是外汇券。在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商店等涉外单位及饭店，货品琳琅满目，质量上乘，但必须用外汇券，因这些机构本意只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想买也须同样付外汇券，而且商店不对国人开放，不做外事工作的普通百姓进不去。但在普通商店、街市上，就是外国人也同样可以用普通人民币购物。碰上这种情况，从事涉外工作的导游或陪同就有了换汇的机会。
换汇是把普通人民币变成外汇的过门。因拿人民币直接兑换成外币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先要换成外汇券。跟外宾相处一些时间搞好关系后就有这种机会，包括陪同外宾的作家。这种事在当时是个公开的秘密，但大家心照不宣，平日里从不当话题。现在这么回忆，是那截历史的如实写照。历史不容改头换面，而且不写下来就没了这段史实。
譬如陪外宾去普通餐厅用餐，七八人加导游及陪同一下子吃上好几百。相比当时的工资，这是一笔大额。付账时，导游拿普通人民币先替大家买单，之后，外宾再用同样数额的外汇券还给导游，如此，导游手里的普通人民币就变成了外汇券。虽然外汇券与普通人民币的官方价值是一比一，但市面上实际价值是一比二。也就是说，导游拿三百元人民币替外宾付完账，之后从外宾手里得回三百元外汇券，这样导游手里的实际价值就增加了一倍。相比月薪，一顿饭的功夫，导游获得了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
这种事官方当然不提倡，但氛围极宽松的八十年代是风靡全国。那一阵，举国上下朝钱看，也许是因为封闭了太久。这样做不但时尚，还很显能耐，也不会遭人唾弃、受到批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谁能发财谁英雄，谁人贫困谁狗熊。”国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风气及道德观念，似乎是中国人穷的时间太久了，是到了该发一发的时候了；为了钱，全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人争当全国首富“万元户”。当然，作家们也不例外。
走完了第一步，接着要拿外汇券再次换汇，换成外币，这时价值会有再次提升。当导游陪外宾去银行换钱，确认了兑换率，知道了外宾将会得到的外汇券数额后，外宾向导游换取外汇券。这样一来，导游手里的外汇券直接成了外汇，并且其价值具有更大跨幅。当时外汇稀罕，出国人员外汇不足，回国想买大件电器，就不得不私下购买外汇，而且还很抢手，没有门路还买不到，时常托人势在必行。
第二次换汇的价值提升幅度更为可观，因人名币成了可购买彩电的外币。此类近水楼台的实惠，只有职从外事的才有机会。是时的大气候，国家改开伊始，文革禁锢刚过，多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势态，政策异常宽容、宽松，提倡“简政放权”，“猫论”鼓舞了人民，无论白道黑道，能捞到钱就是王道。单位领导也通融异常，第二职业盛行。虽然谁都三缄其口，但人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挑明罢了。那是继文革后的第一段轻松的时光，是时颇流行的说法：这样做，虽不合法，但合情理！
当时私下弄到的外汇需要变成名正言顺，就是通过将钱带出境，再带回国。国家因外汇紧缺，所以外币出境管理相当严格。按当时规定，哪怕任何一个外汇出境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携带证，否则就是违规。一旦被查到就有没收的危险，还处以严重的外事记过。出带外汇，大家巧用各自妙招，等回国时，白纸黑字地填进海关申报单。到这时，这些外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出国人员服务部购买彩电了。有老作家事后打趣，私下携带外汇出境，把当年替八路军送鸡毛信的秘招都用上了。其实是时因形势宽松，海关实际上从不正经搜查。
随改革开放，国家领导人相继走出国门，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发达，明白了自己落后的差距，感到愧对百姓。中国人过了多年的苦日子也该改变一下了，给人民在经济上更多的自由是最行之有效的政策，这或是对几十年来艰苦奋斗的百姓一次补偿。
此外，导游换外汇有个冠冕堂皇的托词，称其有可能出国，购物需要他国的货币，人民币在海外不流通，留住他们的货币作备用，这就合情合理了。外宾想到这钱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对本国经济有好处，加上自己也没吃亏，还做了好人，何乐而不为？所以每到需要换币时，还会主动提醒导游。
我出国留学时的工资为93·50元，在当时算是中高薪阶层，但相比外事出差补贴，数额成了小巫见大巫。
外国作家团来访，为体现对外国作家的重视，在外事人员陪同去外地时，常常会配备一位作家随行。这样，作家除一路吃喝，住一流饭店，动辄公车出行，外联部有北京几大出租车公司的三联单，可随时随地叫车。
于陪同外宾的作家而言，实际好处是工资不减，食住行全包，加之，出差补贴就蔚然可观了。每天补贴费十元，想想大学毕业的普通干部，工资也就五十六元，单位发奖金都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如果作家随外宾团去地方三周，回京后的补贴就过两百，比起辛勤笔耕、爬格子挣稿费，一趟美差的收入既惬意又轻松。这也是作家们期盼参加外事活动的动机之一，不愧为增加收入的难得捷径。老诗人、时任《诗刊主编》的邹狄帆同志每次都会颇有感慨，他也是陪团最多的作家之一。
当时诸多外事规定即是如此。文革后百废待举，国家许多政策都是前所未有、是超验的，合理与否，只能执行一段时间后，根据实施效果再作调整。此类特权待遇到今天或会发人深省，但当时谁也不会往那里多想。中国百姓历来习惯了逆来顺受，且善于适应并认同现实。这也是改革初始流行的“摸石子过河”的方针。
总之，八十年代只要跟外事挂上了钩，保证穷不了。
~五、 出国~相比出国，那时国内搞外事的好处则成了大为逊色。作家出国一趟一下子能买得起彩电了，否则，靠爬格子拿稿费，得披星戴月奋斗一辈子。于是，出国成了作家们致富最令人神往的弯道超车。
出国回来后可买免税家电，那是特殊待遇，可以不缴进口关税。国家之所以推出这种政策，目的是让外汇回笼，指望出国人员不要把钱花在国外。
八十年代作家团出访，我们每次都会带上一定的外汇作公款。一次碰巧财务处没有足够现金，而我们又出访在即，怕外汇到位来不及，于是我拿了作协介绍信去天安门广场边的中国银行总行提取。宽敞的大厅，高高的柜台，等着出纳员去金库取钱，我跟另一员工攀聊。我说，出国每人每天仅补贴一个美元，也是够少的。那女士马上说：“还嫌少？！国家现在的美元储存总额才二十六亿！”当时对这个数字我没有具体概念，而眼下听到的都是几万亿、几十万亿的数额，才知道当年的二十六亿确实少得可怜。
国家为尽快让外汇资金回笼，于是想出“出国人员服务部”这一妙招。通过易货贸易，从日本弄来大批彩电，给出国人员提供特惠价。通过不收进口关税，回国买电器既方便、又安全、而且更便宜！那又正赶上政策放宽、经济改型，提倡私有制，“万元户”成国人致富目标。于是，为更多来钱，钱来得更快，作家掷笔经商，自立门户、开公司，潜入市场做生意大行其道。然而，从投资到获利有个过程，经济收效最快捷的还是赶不上出国。出国无须投资，也无风险，而且还是一本万利！
那时短期出国，除每人每天一美元补贴外，还可以按平价兑换三十美元。当时国家官方牌价浮动在一美元兑三点五O元人民币上下，而私下交换能贵到十一到十二元人民币，还要看你有没有路子；在国外一天，国家发的每人一美元零花补贴也是势在必行，因为人到国外连上厕所也要钱，这在当时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都让人笑掉大牙，我们无法想象外部世界。我初到德国时感触最深的是矿泉水比牛奶贵；种花的泥土要花钱买。
记忆尤新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去的最频繁的是西德，我们虽跟奥地利、瑞士、东德等国都有文学交流协议，但互访的频率要少得多。我们跟联邦德国的交流在三个层面同时铺开，既有政府间每年不少于一次的对等互访，也有中国作协跟西德某联邦州的文学往来，因为德意志是个联邦国，各州在外交上享有国家级待遇，所以我们以国家层面与其某联邦州发生交往不违背外事对等；还有德方热衷中国文化的私人出资邀请。再加上零星不定期的文化、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周等等，汉堡几乎每年举办中国国庆文化活动，必定要请上中国作家代表团。而于我，往往前一个团人还在国外，下一个团的签证办理业已开始，所以须有两本护照。此外还有完成了第一个团的出访，干脆不回国，去第三国等待下一个团；要么两次出访任务合在一起，一次组团完成两个国家的访问。总之，怎么节省外汇怎么来。
我曾从东柏林搭乘奥地利汉学家施华滋的车前往维也纳，否则一张国际机票又要花掉上千马克，而且还是西德马克，当时国家又多么紧缺外汇！
一九八八年我们有其中的两个出访任务，先是访问民主德国，接着是访奥地利团，都是我的职责范围。为省去我来回的国际旅费，外联部就把两个团安排在前后，完成了访民德，我不回国，赶去维也纳迎接下一个访奥团。为省下飞维也纳的机票，搭施华滋的车前往。那时外汇不足是影响外事交流的最大障碍。
那年头，西德马克即使在西方国家的硬通货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甭说带回国更备受青睐，而且行情直线看好，兑换率日有涨幅。没忘记一九八五年我们到西柏林，要拿出三点五〇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很快，第二年涨到只需二点五〇马克就能兑换一美元。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海湾战争爆发，拿一点七〇马克就能换到一美元。设立欧元时的价值取向是按两马克兑一美元，本意是让欧元跟美元具有一比一的价值。
于是，当时西欧货币中马克最为抢手。荷兰的荷兰盾，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里拉，都远远比不上西德马克受人青睐。我们作家团到西德和荷兰的边境城市芬洛，在集市卖蔬果、花卉的农商听说我们是从西德过来，就会主动向我们收马克，在兑换率上还给优惠。
当时主宰国际金融的三大货币是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美元主导世界，日元统领亚洲，而整个西欧、北欧的货币对美元的兑换率，是随着西德马克对美元的比值变化而浮动，这就是说，英镑、法郎、里拉，包括全部北欧的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要参照当日马克兑换美元的比值而定。这就是因为西德经济的强大。
作家们同样是一趟出国，但被派去哪个国家非常有讲究，能被派去西方国家还是被派去东欧国家诸如东德、捷克、南斯拉夫，会大不一样。出国的价值及经济效益和到访国的文化差异会迥然不同。虽然人人盼望出国，主要是为了免税彩电，而那年头有彩电，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在有出国机会的前提下，大家更盼望能去西方国家。
不言而喻，首先是为了硬通货，东欧等国的货币拿回国无价值，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卢布也一样。我至今还有当时没花完的卢布、东德马克以及南斯拉夫的地那尔，以为日后会有机会故地重游，留着以后花。没想到，东、西德统一来得那么突然，一夜间东德马克成了历史文物。紧接着东欧的溃塌和苏联的解体，所有货币一夜间贬成一文不值。
出访到了西方国家，尽可能多地弄到外汇是每人念念不忘的心结，表面上从来不成话题，但谁都时时在盘算手里的外汇，以定夺回国买什么样的家电。于我而言，每次出访西欧国家，无形中也成了我为团里力争谋福利的目标。我会外语，了解国外行情，又频繁出国，那是一种责无旁贷。我们得事事、处处留意，争取外汇。若是出访东欧国家就免了操这份心。
出国后弄外汇的途径很多。
我们跟他国进行文学交流的原则是互访，即国际旅费自理，落地后一切费用均由对方招待。这种两国间对等承担经费对我国有很大的好处，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外汇短缺的困境，可以省去出访团在国外食住行的外汇开支。虽然当年哪怕是买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也必须是外汇，但不需要实体外汇，只是占用了外事经费的外汇额度，仅仅是国家机构间的外汇内部划账。等到外国团来访，落地后由我方招待，住西苑、北京饭店，去外地城市的车旅费、飞机票、住宿费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而申请人民币外事经费要比申请外汇容易得多。
这样，我们到了西德，餐费由德方承担。通常，德国政府会给我们配备一名学汉语的陪同小姐，确实每次是小姐。我们无数次出访，陪同皆是小姐。看得出，欧洲人这方面的心理作业做得到位。西德小姐全程陪同，每顿饭由她付账，拿发票回去报销。在这一节点上就有了为大家谋取福利、赢得外汇的机会。
经团内大家商定，我们向陪同提出托词，借故去看望中国朋友，这对她会很无趣，我们可以自己行动，没有语言障碍，这样她可放假一天，午饭和晚饭由我们自理，餐费可以发给我们。陪同小姐会说，报销需要用餐的发票。
通常的餐标每人每顿二十五马克。当时国内大学生月薪，到德国换成马克还不够吃一顿像样的饭。是的，我们每走一步都在拿国内的收入标准作比较。忘不了一九八八年我留学初到慕尼黑，时遇入冬，一日，夜已至深，为省下两个马克的车费，地铁又不敢逃票，我们几个留学生，想想两个马克时值国内一个工人三天的工资，最后走路一个多小时回奥林匹克村学生宿舍。现在想来，当时的中国人真够贫困的。
但我们的餐费偶尔一两次还是可以超标的，过了三十，报销时就要说明，到了三十五马克只能偶尔发生。这样我们提出，希望每人一天得到六十五马克的餐费，声称要请朋友一起吃饭，餐标会高一些。这种从嘴边想方设法省出外汇，可以说是来外汇最便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读者切莫觉得我们寒碜，这些可都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啊！
1986年中国作家团出访西德，路遥不慎被盗 300美金，事情弄得让人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我们绞尽脑汁仍想不出解决问题的绝招，最后只能在西柏林的两天全团吃方便面，省下餐费补贴路遥，才算解决了困境。
我们访问西德，行程一般在四个星期左右，整个旅程中，这种省餐费的事发生三、四次问题不大，当然要跟陪同搞好关系，获得她的配合。如此，大家不但有了一天自由闲逛的机会，主要是有了外汇积攒。而事实上，大家根本不舍得花掉任何一个马克下餐馆，那一顿可要吃掉一个月的工资啊！谁不心痛？算的还是官价，议价就更不得了。几年后我到德国留学，往国内打长途，路边的电话亭里，投进价值多于国内月薪的三十马克，通话没五分钟，投币箱里的钱已被全部吃光，说话语速迅疾得像发电报。
每当到了饭点儿，大家回旅馆吃方便面，反正早餐包在酒店，可以随意多吃火腿、香肠。除了第一次出国没经验，往下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的方便面，以备急用。说来也巧，几乎每次都没白带，无论是路遥丢钱的那个团，还是出访东德时，天津老作家、作品 《白毛女》编剧作者杨润身因适应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每次的方便面都帮了大忙。
至于发票问题，就去中餐厅向跑堂要一张发票，把两顿餐费开在一起，声称那里餐不错，连吃两顿。完后给跑堂几马克小费作为回谢。那时德国还没有实行机打单体系，在盖了章的发票上写上几百马克很随意。可想而知，每人有三、四回六十五马克的机会，加起来可是一笔可观的财富，这会让每个作家无比激动和感动。一次王一地激动地说，没想到意外进帐这么多外汇，这次回国买家电要重新安排了！
此外，每次去西方国家，招待方谙悉中国国情，知道人民币到了国外不能用，每次出访，东道主会给我们数量不一的零花钱。这些钱是每个作家谁都不舍得花掉一分的。为节省投币，上厕所也要约好几人一起去，充分利用一次开门。
除从餐费上省下外汇，其他来源是媒体给的采访费。除八五年那个空前绝后的大团，其他访团给的零花钱，签收时均没提到版费。这意味版权仍在我们手里。但我们就是不好意思提钱，更不敢要稿费，让人感到羞耻，人到国外不了解行情更不敢了。
开始我们不领行情，但西方人思想意识不一样。你不主动要，人家不会主动给。那是我们不懂应有的权益。只要我们不啃声，对方不会主动提稿费；媒体跟我们版权交涉，跟邀请单位无关。
了解了行情，我们学会了“好意思”，旁敲侧击问及采访费。多次经验得知，给采访费本就毋庸质疑，关键是多少，这种尺度我们无法把握，由媒体根据预估的新闻价值而定。虽从没讨价还价，但有收获比没有强。加之我们是国家级访团，对方出手不至于太寒碜。
我们每次出国都会携带外事经费，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对公款拥有支配权，譬如请东道主喝杯咖啡，偶尔喝杯啤酒都属允许范围。西方人有给小费的习惯，中国人晓以入乡随俗，尤其生怕被别人看不起，有失国家脸面，每次的出访行前集训都会当作重要的外事内容加以强调。平时用餐喝咖啡，小费由东道主结账时一起给，但住旅店，为感谢清洁工，按常情每天在床头柜上要留下两、三个马克，而小费的放置，团里管钱的无法逐一进房间分派，于是小费包给团员自理。
每到一个城市，会根据住几天，事先一次性将小费发给大家，由自己处理。至于最后给了小费还是没给，或者给多给少是每个人的事，无法查证核实。中国文化人虽然喜欢外汇，但道德底线不会丢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明白小费事关重要，不会做害群之马，一定会给，但怎么给、给什么就另有讲究。
中国人从来有高明的变通手法。小费之事，人人心知肚明，从不当作话题。但同在一个团，朝夕相处好几周，时时交谈甚欢，不免漏点口风。其实拿马克当小费，谁都心痛，但表示感谢理所应当。于是大多人采用给礼品，而其效果还特别好。这些小礼品，国内又便宜，携带也方便，送给清洁工，新奇又值钱，可谓两全其美。一路小费积攒，又多出一笔意外之才。
~六、 彩电~一个彩电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四十不到的年轻一代或许很难想象，虽然时间只相隔了三十年，然而八十年代于中国人来说，家里能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是何等的事关重要！像张洁这样知名的作家当时对我说：“我写作一辈子就想买一个彩电，这是我搞创作的动力和目标，给我妈买的。” 且不说张洁对母亲的孝敬，可见短短的三十年前，中国人的人生追求又是何等的可怜，而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此。
碰上能出一趟国，好处实在说不尽，不光长了见识，看到了外部世界，而且得到的实惠非常之大，远超好几年的工资。最重要的是短期出国回来后，可以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得到一大件、一小件的免税指标和一大件、一小件的上税指标，这些指标均具有不同的价值，尤其是大件的免税指标最值钱。
大件指标包括彩电、冰箱、照相机和大型组合音响设备等。是时，一般的老百姓家庭均还不具备这些家用电器，有个收录机就很神气了，而所谓的现代化生活，其象征首先是一个彩色电视机。众人期待的就是一个日本原装货。市面上较高档次的百货大楼，虽然也可以买到进口彩电，但无法保证是否原装，有可能是国内组装，而且价格上万，相当于那时的全国首富“万元户”，只有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买的才能保证原装，才能显摆。
这里说的是临时出国不超三个月的，碰上出国半年以上的，免税指标还会增加。遇上在外两年以上的，就按长期出国算，回来免税八大件、八小件，待遇更不得了。
小件指标包括收录机、吸尘器、缝纫机、自行车等，当时买自行车还需要自行车票呢，而且很难搞到！但是，人人当时外汇有限，买一个 20吋的彩电需要 400美元以上，而出国人员官价兑换的美元额度及在海外每天的补贴都很有限，几乎谁都需要私下购买美元，而买私价美元，在当时是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没有谁会觉得奇怪。这样为了外汇，几乎掏空了所有的家底。所以上税指标一般都放弃。左邻右舍或单位同事之间关心的就是谁家新添了彩电。
一个彩电的正常税值在四千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四年的工资，税额每年还会随时调整。一个指标价值是多少，是根据购买时额外要缴的税款得出来的。
短期出访享受免税指标后，所谓免税指标就是买彩电时只需交电视机本身的价钱，进口关税可以免除。如果有人想买第二个彩电，可以利用第二个指标，即上税指标，正常缴纳进口关税。如果不想买第二个大件，这个上税指标就可以转让出去。一般的临时出国人员，都把仅有的积蓄变成了外汇，无力再交税买第二个大件。如果这个上税指标不利用起来，就会白白作废，但它本身有着价值，这并不是人人皆知。
改革开放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经济政策放宽，大批个体户出现，快速产生了第一批暴发户。这些人主要是做生意、开饭馆的个体户。这些个体企业，比起后来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见效要快得多，譬如西瓜摊老板，通过一个夏季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可以挣到平常普通工人几年的工资。这一群族虽经济上发了财，但没有社会地位。不管他们再暴发，再有钱，但他们没资格在出国人员服务买彩电，他们也出不了国，免税商店跟他们无缘。然而他们可以出钱买下那个别人无钱交税、不被利用的第二个上税指标。大多人不了解行情，白白放弃纯属可惜。然而一旦有关系联络瓜摊老板，这合作可谓名副其实的相得益彰。
首先有了钱，瓜摊老板可以通过私下交易弄到美元； 有了美元，再找到不被利用的上税指标。一九八五、八六年价码在一千元左右，是当时一个大学生近两年、或普通工人近三年的收入。可想而知，出国一趟，就不算平价兑换美元，每天外汇零花补贴、访问时对方给的零花钱、所得版费、采访费等五花八门的进账外，光免税加上税两大件指标就价值在五千元以上，在此姑且不记免税、上税的小件。 所谓小件，可买电子琴、吸尘器等价值较低的进口产品。这些指标虽不那么起眼，但也拥有不菲价值，怎么也值几百元人名币，想想老百姓月薪在四十上下。
就这样，瓜摊老板用四百高价美元，外缴4000元人民币海关税，付给出国人员一千元好处费，如此就拥有一个质量保证的原装进口彩电。而那笔好处费又正是出国人员的额外收入。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国人谁都热衷出国的原因所在。一个作家往往苦苦拼搏二十年，不知爬多少格子，像路遥写得英年早逝。就是熬熬省省、不吃不喝的，抵不上别人一趟出国。这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国情，所以出国热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海外得到的外汇，按最初规定，回国必须上交，但这项规定实际上没人执行，政策形同虚设。回国后人人三缄其口，领导也不过问。加之领导自己家里也缺彩电，自己出国回来，家人也指望着彩电，把外汇斡下亦是人之常情。最后大家都这么做，成了法不执众，规定成了一纸空文。尤其当时是国情一日三变，新政策、新规定不时出台，新老更替极快。
记得1985年第一次出访，行前还宣布了这一规定，但到了西柏林，组委会把版权费直接发到每人手里，签完字，这钱就成了私人财产。团里管财务的只字不提。团领导自然想着这条规定，钱带回国就得上交，不能违反国家政策。但领导有办法避开这条规定，做到没带钱回国，他在西德买了组合音响。国家不是规定带回外汇要上交，但没规定带回音响要上交吧？如此也避免了有可能犯的错误。团领导是资深作家，处理问题颇有水平，全体团员都认为这么处理非常得体，别人回国也不用上交外汇了！其实回到国内，再也没有谁问起那一千马克。
组合音响因为过大，检票时不让作随身行李带上飞机，尽管领导来时还被请进了头等舱，于是音响只好随机托运。但领导放心不下，觉得音响脆弱易损，一直介怀于心。
在法兰克福候机室里，我们碰巧看到窗外地上尚未装机的行李，其中就有音响。巧中之巧，我大学同窗正好在机场海关工作，于是让他从侧门把音响提回了候机室。上了飞机，机组人员又认出了团领导，冲着他的知名度，把他再次安排进头等舱，这样，组合音响也有了理想的着落。
 2026年01月16日  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曾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六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发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三峡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2022年04月获“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斯特林堡和他的《狂人辩词》2023年01月获【当代作家】杂志，“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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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离不开生活，当年作家们出访又是如何？
I、外汇
II、红灯区
III、跳蚤市场

~I、外汇~（图一、八十年代，金弢(右)陪同王蒙部长在京会见西德作家）
一九八五年，我们有一个团出访西德，团里有位上海作家，她比较有生活经验和经济头脑。那年在国内，一个西德马克官方兑换约 2·50元人民币。出于好奇，可能也是想能否多积攒些外汇回国买彩电，一作家身边正好有好几百人民币现金（参照：是年，大学毕业月薪，北京 56元、上海 58元、杭州 54元），想了解一下人民币到了德国换马克是什么样的比值，于是让我在机场外币兑换台打听。我说我们来自中国，带了本国货币想在此消费，能否换成马克。
一个国家的货币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脸面和尊严。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且不说国际政治、国人的人格，就连其货币也是任人耍弄。
端坐柜台的是个瘦精精的老头，他问，是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我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头说，好，等等，我查一下，说着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本厚厚的目录表，形状像极我在中国民航局见过的查航班的大本本。
老头好不容易找到我国货币，眯起眼睛说能找到我们的人民币。我问他要拿多少人民币能换一个马克。老头说，可以，可以，用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换一个马克。他这么说，一下子把我们吓住了，在国内就是私下交易，用十二元人民币都能换到一个美元了（当年在西柏林要3.20马克换一个美元），要十二点五个人民币才换一马克也太黑心了。我们无趣地离去。
团里有位作家说，换不换是你的自由，人家又没有强迫你。没走几步，那位上海作家突然醒悟道，既然一个马克能换那么多人民币，我们还不如把身边的马克都换成人民币带回国，这样不就值了？！大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又让我去问问，能不能拿马克换人民币。我们再次来到换币处。
那老人家又一次抽出那本本，说：马克换人民币也可以，请等等让我查一下兑换率。一查结果是一马克只能换2·20元人民币，给的还不是人名币外汇券。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一进一出的差价会如此之大，真让人长了见识。
这说明，你国家的钱人家不在乎，自然也不尊重，是在当猴耍，你爱换不换。有团员称，这就是经济自然规律，关键要看是谁求谁的问题！
于中国作家而言，那年硬通货实在稀罕，实在金贵。人到国外，谁都省吃俭用。每花一分外汇，都举足轻重，须考虑再三，因为回国能买上一台彩电，那是全家的期待，是出国至高无上的目标。在西柏林，作家团自费吃了一碗汤面，让人不禁纠结了好一阵子！
作家们出国的餐费花销，会举足轻重。那次“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当时发给每位作家的一千马克，名义上说的是给每人的版权费，但实际上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次数的餐费。就是说，只要组委会主持的活动带有用餐招待的，那顿饭自然是免费。但碰上没有活动安排时，各自用餐就得自理。但团里是谁也不舍得下一次餐馆，想想西柏林只有十天会议，接下去顺访联邦德国两周，是吃住全包，在西柏林哪怕再艰苦，坚持一下不就挺过去了？
然而，中国人的胃又是特别的特别，加之到了西柏林，也是人生第一次接连十天吃西餐，让人委实受不了，特别是年长的作家。不光饭店的西式早餐，就是期间有招待会，用餐也是顿顿西餐。又则，大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出国前满以为伙食均由对方招待，谁也没想过带什么正经吃的，除了个别带些花生米之类，连方便面也没想到。行前集训时还专门提过，到了国外，也许旅店里不允许用烧水壶，并且强调了国外的电插头跟国内不一样。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没带方便面的出访。
几天下来，看得出大家的胃都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神色抑郁且又无奈，为了外汇大家都忍着。一天下午，大会没有安排，全团聚集，去逛西柏林的主街——公侯大道，不经意来到闹区一家中餐酒楼。久违的中餐，向往已久的大家突然感到无法抑制的情不自禁。舒婷不由大声说：“我太想吃一顿中餐了，这一点钱大家就别省了，我们进去一起吃一碗面吧！”有人随声附和，有人没吭声，我当时感觉还是有很多人心疼这碗面钱的，我自己就舍不得，脑子里一直想着给还没满月的女儿买个冰箱。但谁也不好意思开口阻拦。在几个人的起哄下，王蒙团长同意了，我们进了中餐厅。
服务员是个小伙子，说的国语带有东南亚华人的广东口音，对大家的到来很是周到热情。菜谱厚厚一本，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菜肴照片，但大家都往价目栏里看，寻找最便宜的菜。有人发现了三鲜大汤面，价钱也不是很贵，一碗十五马克（是国内机关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这在菜谱的正餐里几乎是最便宜的了。我把汤面的配料翻译成中文，说面里有虾有肉有冬笋。大家异口同声：定了，就吃这个！虽然大家进了餐厅，但对这顿自费的中餐，要花去不少钱心里一直是忐忑的。其他菜肴虽看上去鲜亮味美，但一看价格就让人望而生畏。于是，全体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大汤面。
跑堂见我们选择完毕，迅速过来，恭敬礼貌地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有人说：
“每人一碗大汤面，据说这是贵店的拿手菜，我们是特地赶来的，”不免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
跑堂问我们想喝点什么？
大家说：“面里反正有汤了，喝的就不要了。”跑堂的脸上露出些失望。
后来我到德国留学才知道，跑堂的收入，大多店都是根据营业额的多少抽成的，顾客消费得越多，他们的提成就越高。
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四个跑堂每人四大碗，用大托盘端来了三鲜面。这种享受是让人没齿难忘的，这像忍受了多年委屈的中国胃，终于找到了极致的福音。大家很是享受这碗大汤面！餐毕要分单付账，于是想到了小费。有人提出，不给小费不行，多给也没必要，建议每人给一个马克，加餐费每人付十六马克。跑堂过来收钱，完后面无表情地走了。
不仅是因为大家一个礼拜以来没再吃到热腾腾的中餐了，而且吃完后没给环保留下任何负担，更是那碗面的确物有所值，性价比很高，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一直津津乐道：好吃，量大！然而十六个马克还是让人心痛，谁都耿耿于怀，这不仅是一个月的工资，更是硬通货。尔后团里管财务的跟团长商量，最后决定这顿饭钱就算请外宾喝了咖啡，入账进了公费。全团每人拿回了花去的餐费，个个喜出望外。
好吃的大汤三鲜面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团里的两个青年女作家舒婷和傅天琳。到了第二天下午，她俩又想起了三鲜面，想想第一碗的面钱反正退了回来，不如拿这钱再去吃一回，那实在是太好吃了，于是两人悄悄去了。我记得有什么紧急事要通知大家，但就是四处找不到她俩，去了饭店服务台，她们的房间钥匙也被拿走了。好不容易在大门口等到了她们，我还没来得及发通知，两作家一脸苦相：“我们又去吃了，还是那跑堂，对我们态度极差！而且面的味道比昨天的差远了，量也少多了！”
~II、红灯区~（图二、左起：王蒙、马汉茂、金弢、鲍昌、刘剑青、舒婷、孔捷生、章国鋒、西戎、付天琳、方冰、黄宗英、德方陪同、张抗抗、作协外事秘书、德国邮政部长，1985年在西德）
作家们出国希望去西方国家，除外汇的好处外，还有大家心仪、但不能启齿的事，就是要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阴暗面——红灯区。身为“马列主义者”，是要提倡全面看问题。当时的口号：我们不光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一面，我们也要看到他们腐朽堕落的一面。这是当时冠冕堂皇的口号。这一点，出访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全面看问题”的机会了！
多个作家团去了民主德国，不到一星期就会说：“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有个访民德团，我们到了德累斯顿，地方作协主席送我一本厚厚的全裸摄影相册，全是青春少女、金发女郎的全赤身出镜。东德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性开放并不亚于西方。东柏林的裸体浴场，相比西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到柏林，团里轮着看了无数遍。一团员称：“这是我这回来东德的最大收获！”回到作协，有人听说我带回这么一本影集，来借去看，称：“可为中国出艺术摄影集作参考。”结果，影集在机关传阅了好几个月。不难想象，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当时是多么封闭啊！
参观红灯区，是极为隐秘且心照不宣的事，大家嘴上不说，更不敢公开提这样的要求，但时时念怀于心。到了八十年代中，虽然改开逐步全方位启动，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依然存在。当时的管理是，桌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国家政策，但实际操作时又是异常的灵活机动。
去了红灯区，只要回国不大张旗鼓地宣扬，单位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这种好奇心谁都有，哪个去了西方国家的团队都大同小异。行前集训时还会向大家慎重交代一句：“小心！别误入不当之地！”意思是说：红灯区不能去。八十年代初，纪律还很严格，明言规定，擅自去了红灯区，党员作党内处分，团员作团内处分。还得算上一次重大外事记过。
一九八五年随团出访汉堡，我一位“北外”同窗在领馆做随员。当作家团跟领馆人员座谈时，学友拉我躲进办公室聊天，我谈及汉堡举世闻名的红灯区近在咫尺，问他是否去过。他矢口否定，说是去了被发现，党员去党，团员去团，并且立马调离回国。
大家都想看红灯区是不言而喻的，但怎么个去法须深思熟虑，不能明目张胆。要事先查看好一家性电影院，跟团长捏估好，晚饭后无事闲逛佯作无意走到了小电影院门口，就说出于好奇想进去看看。既然买了门票，发现是此类特别电影，为避免“可惜了”国家外汇，也就不退出来了，“既来之，则安之”。
文革刚结束时，看内部电影《多瑙河之波》里的搂搂抱抱，已把整个影院撩动得一片哗然。当时国内有门路的，最多也只见识过所谓的“三级片”，充其量不过光了身子，床上翻云覆雨做几个假动作罢了，正经的姿势都不敢摆。所以团里谁也不会想到这种性电影开放的程度。不仅真枪实弹，而且均是壮男美女，加上超大的特写镜头，配有一流摄影技术，让人看得心惊肉跳、错愕不已。
有一个团，大家正看着小电影，出于不明的某种原因，一位老作家突然一声：“实在是太腐朽堕落了”，说着站起身来。闻之，其他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觉悟也不低，于是随声附和：“真是！真是！”这么一来，谁都不好意思继续看下去了，像是唯独他腐朽堕落似的，都心存惋惜地离席出了电影院。想来也是确实冤枉，这种电影是一次性门票，你爱看多久可看多久，虽然很多大城市，女性观众可以免费入场，然男性每人十五马克可不是小数。尽管花的是国家的钱，但看了还不到五分钟就退席，实在是物有不值。
领队得了经验，在往后的出访团，将每人分开安排座位，因为这类电影院都是小包厢式的，有很多个，上映着不同的片子。领队关照每人，讲好待到来叫为止，不想看了就在座位上睡觉，以防一哄而散，怎么也要对得起这张门票。
想看这种电影的好奇心，女作家并不亚于男作家。因不知团里会否择机安排，她们会私下请人带去看，并感谢“让人体验了生活。”
大家想去红灯区也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出格的行为从未有过，这是作家的人品与道德把关，毕竟八十年代社会风气淳朴。我有大学挚友，学法语出身，工作也是外事，一次邂逅外宾下榻的北京「昆仑饭店」，交谈中提及此话题，问他屡屡陪团出国，是否真有人去过“皮肉交易”的。他大声笑道：哪敢！哪敢！国人有色心没色胆，心思思的，但真见到洋妞，个个吓得“垂头”丧气！
但他透露两个秘密：一是不少人让他陪去偷买性交影册，冒着进关被查作处分的风险，不惜党员被开除出党、毁掉仕途、拿断绝前程的终身判决作赌注。不是有一高干文化人到了国外，因生活作风出了丁点问题就毁了政治生涯？！
二是巴黎色情场所有种“亲肤服务”，它不同卖淫，不让真刀真抢，只许爱抚。同学说，个别年迈团员，没火候但有愿望，出国前听说过这类服务。小房间有玻璃隔板，设有两个直径十厘米的圆孔，可将双手伸过去；玻璃后有一小床，上躺一个赤身全裸女郎，浑身任由抚摸，给个价可进行二十分钟。上了年纪的可一面抚摸，一面回忆美好的青春年华。后来有团去西柏林，我们还真发现了相同的服务提供，真让人大开眼界。
西柏林有遍地开花的西洋镜，所谓西洋镜，就是看姑娘真人全裸出演。观众每人一小间，往投币箱丢一马克，两张小布帘会自动朝两边徐徐启开。表演场中间有一个直径为两米的转盘，上面躺着一个槃旋偃仰、搔首弄姿的年轻女郎，尽展妖艳，摆弄各种身姿和诱人的体态。一分钟过后，小帘子会慢慢收拢，若想继续看就得继续投币。有人看完后开怀大笑地出来，问其何故，说是得了便宜，碰巧赶上了女郎换班，这样，一马克看了两个。
到了汉堡，大家会去“人肉市场”参观，那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圣保利区(StPauli)、绳索大街(Reeperbahn)。这里，“灯红酒绿、肉欲横行”被演绎得极致。那条主街虽然已是色情毕露，但这仅仅算是色情而已，而且整条主街，男女老少皆可自由通行。走过几条横街，就会来到只允许成人男性的进入之地。街口筑有一堵挡眼墙，立街口中间，游人经两侧出入。进入后，横街两旁成排的橱窗里坐着穿戴仅剩三寸、少得不能再少的妖艳女郎，摆弄着各自认为最富魅力的姿态，挑逗橱窗外虎视眈眈的眼球，她们勾起食指向上，给你发来热邀。若有人倾意，女郎会打开橱窗上的小玻璃门跟你交易，细谈服务内容，讨价还价。一旦交易成功，访客从侧边小门入内，橱窗的帘子会自动合上，出现示意牌：正在工作。
对一个封闭几十年、意识形态截然相左的社会人，谁都对这外部世界欲亲历一番，急切之情毋庸赘述。
~III、跳蚤市场~（图三、左起：马德升、金弢、刘索拉、程乃姗、鲁彦周、邓友梅、张洁、王安忆，1988年9月德中作家论坛在汉堡）
到了西方国家，中国作家逛跳蚤市场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尤其是第一次，更是在那个年代！它之所以具有极大而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是因为这里的东西会出人意料地便宜，异常地价廉物美。文革前记得读小学时见过旧货店，抑或“二手店”。这种旧货店，随着“破四旧”运动的兴起，被风卷残云般地荡然无存。即使有个别漏网的，业已改头换面成了“调剂”商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蒙、鲍昌率领的那个大团，至今为止空前绝后。上了飞机，王蒙因为是中央委员，黄宗英因为是文化名人、赵丹夫人，飞机刚起飞两位都被空姐专诚请去了头等舱。二十八小时的长途飞行，期间出于礼貌和尊重，我去看望他们。人在头等舱尽管舒适，宽大的沙发，座位前宽宽敞敞，王蒙、黄宗英前后坐两排。但长途的飞行一个人也很孤寂无聊。见我的到来，黄宗英很是开心。她让空姐拿来啤酒请我喝，我让空姐给我们留影，于是有了我跟宗英大姐在头等舱的合影留念，一直珍藏至今。
那个团，黄宗英最年长，团里大家尊称她“宗英大姐”，我也斗胆跟随大家叫她大姐，这也成了我往后见到年长女作家都称大姐，不仅黄宗英如此，一次在机关财务处巧遇丁玲，她似乎健康欠佳，我称她大姐让她开心不已。第二年五月，瑞士海外华文女作家赵淑侠来京访问，我陪她去家访冰心，赵叫冰心老人称大姐，我也叫大姐，高兴得冰心老人称自己突然感到年轻了两代人，对我倍感亲切。
我们那个团到西柏林已是六月中旬。行前，大家以为都快夏天了，所以衣服带得很少。但谁也没想到，六月的西柏林会那么冷，气温降到了零度，天还下起了雪。团里人人衣着单薄，出门冻得受不了。但在那里添置衣服是绝对不可能的，德国的东西那么贵，都是惊人的价位，当然还要付硬通货西德马克。陪同我们活动的本地中国留学生提醒，说西柏林有跳蚤市场，虽是旧货，但衣服品质都非常好，常有八九成新的，只是款式过时人家不要了，而且绝对超级便宜。当时别无选择，只好让留学生带我们去。
团里领导也没有足够上衣，冷得直打哆嗦，在旧衣摊见到一件酱红色皮夹克，一上身，大小、款式都非常合适，有如量体裁衣。问价说要五马克，其实已经便宜得不得了了，那可是真皮真料的。留学生陪同说，“跟这些土耳其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土耳其人习惯的开口价往往会高出心里底价，留一定的余地让你讨价，你如果不还价，那就是自己白吃亏”，而对我们而言，每一个马克又是何等珍贵。既然可以讨价，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于是我替领导向那土耳其老头还价。那老头看我们来的人多，怕不让价我们一哄走去了别的摊位，就让价成了三马克。我们正要付钱，那留学生发现皮夹克少了一颗钮扣，提醒那土耳其人，老头爽快，一口价让到了两马克。买了皮夹克，领导当即穿上，不光御了寒，人还一下子精神了起来，顿间年轻了十岁。
那土耳其老头见我们一大队人马，都是亚洲人，好奇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戏称我们从日本来。那老头马上说：“日本人从不来这种地方。”我发现谎言被戳穿，不敢往下对答，于是哈哈大笑。张洁回过头问我跟那老头在说什么这么开心，我把对话翻译给大家听，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下午的作品朗诵会由团里领导主持，他毫无顾虑地穿着那件新买的旧皮夹克登台致开场白，台下有团员称赞，团长这件夹克真是有模有样，颜色也很搭配，显得很精神。知情的作家窃窃私语：“上午刚在跳蚤市场买的，才花了两个马克，衣服还少了一颗钮扣，只是坐在那里看不见。”大家听了顿时不由失声哗然，但又赶紧压低嗓门，因为在场的邻座除了大陆作家，还有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华语作家，当然数我们大陆作家最穷了，只有我们的人民币在这里不能流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都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我们又特别好面子，事事处处都怕丢脸，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台湾作家面前更是不想有失身份。在那时，这其中还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
事情往往是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大陆作家本来就跟台湾作家讳莫如深，无形中老在比着，起码我们大陆作家会这么感觉。两种不同的体制无意中产生的对立感，政治见解的相悖，经济上我们又不愿承认台湾的优越性，这种攀比，暗地里较着劲，为女作家尤甚。最终发生了最令人不堪的尴尬。
前一天去跳蚤市场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让留学生带去是为了救急。结果发现东西又好又便宜，完全超出预料，像团领导那件真皮夹克文革时在国内根本见不到，这类货真质高的稀罕衣品一旦有，准是天价。
回到酒店，让没去成的团员羡慕不已，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这回已不再是为了天寒救急的初衷。第二次出发，大家满载而归，尽管大有收获，但也让人摊上了始料未及的尴尬，情形惨不忍睹，让人终生难忘。
再次的出发，谁都打算多买一些带回国，这些可是价廉物美、极好的礼品，可以馈赠亲友。团里两位平时很注重面子的女作家让我陪着买，因看得上的东西实在太多，就买得远远超出了自己携带的能量，特别是那些女式披风大衣，款式掐腰的，就像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演《卡萨布兰卡》时穿的那种。
我们因为长期封闭，跟国际时髦款式已经脱节太久，别人过时不要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却是新颖时尚。西方人淘汰或丢弃的旧衣服，并不是因为衣服破得不能再穿，而是只因款式过景而嫌背时，但对这种款式的过时感，我们丝毫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服装样式几十年没变。中国人的教育，从来强调吃饱穿暖要知足，还宣传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更是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些别人处理的旧衣服，不但对我们来说款式新潮，均是见所未见，而且材料质地上乘，都是真货真料，人人是所见所爱。于是，两位女作家买得远远超出了她们的预期。那种披风式的呢大衣，用亚麻料制做的风衣，各种真皮的服装，件件让人爱不释手。
因为买得实在太多，始料未及，而且大多是厚重的大衣，出门时也没想到带上些口袋，只好都挎在手臂上，像是抱着个大胖熊。要了出租车，车费是可以入账报销的，回到了五星级洲际饭店，其实西方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在跳蚤市场扫的货。我还在付出租车费时，两位女士满打满地搂着抱着成堆的大衣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刹那间，座位靠酒店那一面下车的女作家不禁痛苦失声地叫了起来：死了！死了！
原来酒店大门正好走出来陈等一帮台湾女作家，跟我们正撞了个满怀。没有别的退路，两女作家只好死活硬着头皮往前走。事后一位回忆说：当时真恨不得能打个地洞钻了进去。
那时我们只强调穿新衣服，尤其对孩子。衣服不讲究纯棉、纯毛的质地，不在乎化纤材料。不光样式我们落后国际流行款半个世纪，而且价值观与西方人也相去甚远，特别是童装。我们什么都要新的，小孩子过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生活的标志，但化纤、晴纶无所谓，也不懂衣服用料对健康的益害，只要新的、亮丽就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也没想过让孩子穿别人穿过的二手衣服。
我们去柏林，那是我们对德方的回访，三个月前的西德作家团率先访问了北京，他们知道我有一个婴孩。一个柏林作家跟老婆提起此事。于是他夫人收集了一些自己两个孩子穿过的、但仍很新、而且质地上乘的童装牛仔衣裤送给我。到酒店打开一看是孩子穿过的，觉得自己孩子穿别人孩子穿过的旧衣服心理上无法接受，遂把整包童装都扔进了房间的纸篓。
其实那都是品牌，虽用过，但质量摆在那里，且均洗净烫平，否则他们的孩子肯定还能继续穿。西方的童装是绝对有保证的纯棉，这对健康至关重要，只是我们一无所知罢了。现在回想起，连自己都觉得可笑。
第一次出访巧遇跳蚤市场的成功，以后的出国，去跳蚤市场成了每个团的例行公事，王愿坚、路遥团，马拉沁夫、莫言团，公刘团，团团都去。在西柏林，王愿坚回忆说，他当年被打成右派，老婆一夜间白了头。这回出国前他就打定主意要给老婆买两样东西，一是染发剂，听说德国货质量好；二是给她买一件毛料大衣。没想到一看价格实在吓人，恐怕口袋里所有的外汇都掏空了还不一定够，无奈只好在旧衣摊上挑一件好的、新的，还请陌生女士试穿。头一天去时，莫言对跳蚤市场上土耳其人卖的黄油煎大饼闻得特别香，第二天同样的气味把他恶心得无法忍受。作家张承志对他调侃：“那是因为你昨天饿了！”
以上所叙述的一切，这种显穷失脸面的往事，如若放在二十年前，我们是难以启齿、不愿回首的，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底气与自信。眼下的中国已是今非昔比！往昔的屯蹇、不齿与不堪，而今却成了珍贵而不可多得的生活颠连、成了绝无仅有的真实史料！如若论及我们中国人三十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艰难困顿难道不正是多具有说服力的史实与见证？！
没有比较就看不见进步！
2025年12月31日德国慕尼黑

作者简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当过民办教师。1977级恢复高考进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元月进文化部,同年0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1988年中国作协恢复职称评定，获正翻译级。曾历次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张抗抗、从维熙、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达三十五万字，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该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长篇小说德文版《后悔录》；
2022年07月出版长篇小说《狂人辩词》（新译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六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两百万字。至今夙兴夜寐、孜孜笔耕；
近年，文字发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学】、【四川文学】、【花城】、【江南】、【收获】、【南方文学】、【青岛文学】、【香港文学】、【广西文学】、【三峡文学】、【延安文学】、【万松浦】等，并散见欧美及国内多家报刊：【欧洲新报】、【欧华导报】、【洛城小说报】、【华府新闻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
散文《话说张洁》2022年04月获“全国第二届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六秩同窗话三代》2022年10月获【文心奖】，“当代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
书评斯特林堡和他的《狂人辩词》2023年01月获【当代作家】杂志，“当代作家杯文学大赛”一等奖；
长篇小说《山道弯弯》2023年10月获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散文《读书改变命运》，「双争」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届“我的读书故事”、河北省作家协会征文优秀奖，2025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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