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显贵二十二岁，显娇二十七岁。显娇已经嫁人了。对象是县城的中学老师，姓陈，叫陈建国，老实本分，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处了半年，就办了婚事。婚礼在县城办的，不大，请了几桌亲戚朋友。汤德厚和王桂兰从村里赶来，王桂兰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新衣服，是显娇给她买的，她一直舍不得穿，在柜子里压了半年，拿出来的时候全是褶子。
显贵没来。
显娇提前一个星期回去请他。她站在弟弟房门口，跟他说：“贵儿，姐下周六结婚，你来不来？”
显贵坐在床上，靠着墙，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三国演义——那是他唯一还在看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书页都卷了边。他翻了一页，没抬头。
“贵儿？”
“不去。”
“为什么？”
“人多。”
显娇知道“人多”是什么意思。不是人多不好，是他受不了人多。那种被几十双眼睛看着、被嘈杂的人声包围的感觉，对他来说不是热闹，是折磨。
“那你不来，姐心里不踏实。”
显贵终于抬起头，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显娇后来想了很久才明白——那不是冷漠，是歉意。他为自己不能做一个正常的弟弟而感到抱歉。
“姐，”他说，“你好好过。”
就这五个字。显娇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走过去，想抱一下弟弟，但走到床边就停住了。她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拥抱。她站在那里，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
他没有躲开，也没有回应。
“姐会的。”显娇说。
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身后翻书的声音——“哗啦”，一页翻过去了。
她笑了一下，眼泪掉下来了。
结婚以后，显娇在县城安了家，日子不算富裕，但比在村里强。陈建国对她好，婆婆也不算难处。她每个月还是会回村里一两次，看看父母，看看弟弟。每次回去，她都会带些东西——水果、点心、旧衣服。水果给父母，点心给弟弟，旧衣服是陈建国的，弟弟跟他身材差不多。
显贵对姐姐带回来的东西，不拒绝，也不感谢。他接过去，放在一边，等姐姐走了再拆。显娇知道这个规律，所以从不问他“好不好吃”“喜不喜欢”。问了也白问，他不会说。
二〇〇一年春天，王桂兰跟显娇说了一件事：她想给显贵说个媳妇。
显娇正在喝水，差点呛着。“妈，贵儿现在这个样子，说什么媳妇？”
“你爸说了，成了家就好了。男人嘛，娶了媳妇，有人管着，就上进了。”
“妈，这不是上不上进的问题。贵儿现在连话都不跟人说，你让他怎么跟人过日子？”
王桂兰低头搓着手，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你爸说了，再不成家，就真的完了。”
显娇看着母亲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比去年又深了。她忽然明白，父母不是在给显贵找媳妇，他们是在给自己找希望。最后一点希望。如果这点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显娇没有再劝。她知道自己劝不住。在这个家里，父亲说了算。而父亲这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决定就是生儿子。现在他要用同样的方式，再做一次决定。
说亲的事，托了三个媒人。
第一个媒人姓周，是隔壁村的，听了显贵的情况，犹豫了好几天才去说。回来以后跟王桂兰说：“人家姑娘一听是汤德厚家的儿子，就不愿意了。说是在村里听人提过，说那娃‘不太对劲’。”
王桂兰急了：“哪里不对劲了？他就是不爱说话，又不是哑巴。”
周媒人笑了笑，没接话。那笑容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
第二个媒人是显娇托的，她同事的婆婆，在另一个乡做媒做了二十多年，人面广。她去说了一户人家，姑娘叫小芳，二十三岁，家里也穷，爹死得早，娘改嫁了，跟着奶奶长大。小芳没读过什么书，但人长得端正，也勤快，就是命苦，没什么挑的余地。
媒人跟小芳的奶奶说了显贵的情况，老太太想了想，说：“只要人没毛病，穷点不怕。我孙女也是苦出身，不挑。”
媒人没敢说“没毛病”，含糊地点了点头。
第三个媒人是凑数的，走个过场，没成。
最后定的就是小芳。
彩礼八千块。王桂兰把压箱底的钱全翻出来，又找显娇借了两千，凑了六千。剩下的两千，汤德厚去找他弟弟借的。他弟弟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比他们家好过些，但也紧巴巴的。借了，说好一年还，三分利。
显娇把自己攒的两千块给母亲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不是心疼钱，是觉得这钱花得不值。不是小芳不值，是弟弟还没准备好。但“准备好”这个词对她家来说太奢侈了。在农村，不是准备好了才结婚，是结了婚再慢慢准备。或者说，根本没有“准备”这回事，一切都是硬着头皮上。
婚礼定在二〇〇一年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后第二天。
婚礼前三天，显娇回了一趟娘家，想跟弟弟谈谈。她坐在他屋里，看着他的脸——瘦了，颧骨都突出来了。嘴角有一颗没挤干净的青春痘，红红的。
“贵儿，你后天就结婚了。”
“嗯。”
“你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吧？”
显贵没回答这个问题。他看着窗外，院子里王桂兰正在杀鸡，鸡挣扎了几下，不动了。他看着那只鸡从扑腾到安静的全过程，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贵儿，姐跟你说，”显娇压低声音，“小芳是个好姑娘，你别欺负人家。”
显贵转过头看着姐姐，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委屈，又像是嘲讽。“我什么时候欺负过别人？”
显娇想了想，好像确实没有。弟弟不跟人交往，但也从不会主动欺负人。他那个人，连欺负人都懒得。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让我结，我就结。”他顿了顿，“反正都一样。”
显娇没听懂什么叫“反正都一样”。她想问，但显贵已经拿起那本三国演义，翻到了某一页，看了起来。那页是“空城计”，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弹琴，司马懿带兵来了，又退了。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弟弟低着头看书，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门槛上。她跨过那道影子，走了出去。
婚礼那天，显贵穿了一套新买的灰色西服，是王桂兰在镇上买的，不大合身，袖子长了一截。头发理了，但理得不好，左边比右边短，显得脑袋有点歪。他站在院子里，被一群婆娘婶子围着，七嘴八舌地说话。他一句话不说，脸绷得像一块铁板。
小芳被接来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婚纱——当然是租的，又大又蓬松，像一朵移动的棉花糖。她个头不高，圆圆的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站在显贵旁边，比他矮了半个头，仰头看着他，笑了笑。
显贵没有笑。
拜堂的时候，司仪喊“一拜天地”，显贵站着不动。旁边有人推了他一下，他才弯了弯腰。“二拜高堂”，他对着汤德厚和王桂兰鞠了个躬，动作很僵硬，像一根木头被折了一下。“夫妻对拜”，他和小芳面对面站着，小芳弯了腰，他站得笔直，看着对面的女人，眼神里什么都没有。
司仪尴尬地笑了笑：“新郎官害羞了，来，再拜一次。”
显娇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她旁边的陈建国低声说：“你弟好像不太情愿。”显娇说：“他不是不情愿，他是不知道什么叫情愿。”
陈建国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
宴席摆在院子里，一共六桌。显贵和小芳挨桌敬酒。显贵不喝，也不说话，像一个被人牵着走的木偶。每到一个桌子前面，他站住，小芳举杯说“谢谢叔叔”“谢谢婶婶”，他把杯子举一下，不喝，放下。有人说“新郎官喝一个”，他不理。小芳替他圆场：“他不能喝，一喝就醉。”
显娇在灶房里帮忙端菜，进进出出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找弟弟的身影。她看见他站在院子角落，一个人，小芳在另一边跟几个年轻媳妇说话。他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个没喝过酒的酒杯，看着地上，像一棵被移栽过来的树，根还没有扎下去，叶子已经开始黄了。
她想过去跟他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你高兴点”？他不是不高兴，他是没有高兴这种情绪。说“好好过日子”？他不知道什么叫“过日子”。
她端着一盘红烧肉从灶房出来，路过弟弟身边，停下来。
“贵儿，吃点东西。”
显贵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
婚礼结束后，客人散了，院子里一片狼藉。酒瓶、烟头、瓜子壳、骨头渣子，到处都是。王桂兰和显娇在收拾，汤德厚在门口跟几个没走的亲戚说话。显贵和小芳进了新房——就是显贵那间屋子，重新糊了墙纸，换了一床新被褥，窗户上贴了红双喜。
显娇收拾完院子，准备走。她走到新房门口，敲了敲门。
“贵儿，小芳，我走了。”
门开了，是小芳。她的脸红红的，像是喝了酒，又像是别的什么原因。
“姐，你这就走？”
“嗯，天不早了，建国在门口等我。”
小芳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压低声音说：“姐，他……他不跟我说话。”
显娇愣住了。
“从进了屋，他就坐在床上，一句话不说。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就‘嗯’了一声。”小芳的声音有点发颤，“姐，他是不是……不想要这门亲事？”
显娇握住小芳的手，那手很凉。“他不是不想，他……他就是那样的人。你多跟他说话，慢慢就好了。”
小芳看着她，眼睛里有怀疑，但没有再问。显娇知道自己说的这些连自己都不信，但她没有别的答案可以给。
她走了。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扇贴着红双喜的窗户。灯光从里面透出来，窗帘拉上了，看不见里面的人。
陈建国在村口等她，摩托车的灯开着，照亮了一小段路。显娇走过去，跨上车后座，抱住他的腰。
“怎么了？”陈建国问。
“没事，走吧。”
摩托车突突突地响起来，把村子甩在身后。显娇把脸埋在陈建国的背上，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她闭着眼睛，眼前全是那扇贴着红双喜的窗户。
灯亮着。但里面的人，是活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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