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春天，显贵十九岁。过完年，村里又有人出去打工了。这次带队的叫赵国强，比显贵大四岁，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干了两年，混成了线长，过年回来开了一辆摩托车，穿一件皮夹克，在村里风光了好一阵。赵国强跟汤德厚说：“叔，让显贵跟我去吧，电子厂，活不重，一个月保底六百，包吃住。”
六百块。汤德厚心动了。六百块是他在家里种地半年的收入。
他跟显贵说了。显贵没答应，也没拒绝。汤德厚当他默认了，替他收拾了行李，又借了两百块钱给他当路费。走的那天是正月初十，村里到处还残留着鞭炮的红纸屑，空气里有一股硝烟味。
显娇专门请了半天假，从学校赶回来送弟弟。
她到的时候，显贵已经背着包站在门口了。赵国强站在他家院子里抽着烟，跟汤德厚聊天。显娇看了一眼弟弟——穿着王桂兰新买的深蓝色夹克，拉链拉到最顶上，领子竖着，遮住了半截脖子。脚上是一双新解放鞋，白边的，胶皮味还没散。头发长了，遮住半边额头，眼睛在头发后面，看不清。
“贵儿，”显娇走过去，“到了那边，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小卖部的电话你知道，号码我给你写纸上了，放你口袋里了。”
“嗯。”
“跟工友好好处，别一个人待着。人家叫你出去玩，你就去，别说不去。”
“嗯。”
“还有，”显娇犹豫了一下，“有人欺负你，别动手。找你们组长，找赵国强。听见没？”
显贵抬起头看了姐姐一眼。就一眼，然后又把眼睛垂下去了。
车来了。还是那种破旧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汤镇—县城”的红字，掉了一半漆。显贵上了车，赵国强跟在他后面。车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年轻人，都是出去打工的，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声音大到车窗都在震。
显贵找了个角落坐下，靠着窗，把帽子扣在脸上。
车开了。王桂兰站在路边，又开始抹眼泪。汤德厚没来，早上起来就下地了，走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不送了”，头都没回。显娇知道他是不敢来。送儿子出去打工，对他来说，是认输——承认自己养不了这个家，承认儿子在家里待着不是办法，承认这一切都错了。
显娇站在路边，看着中巴车扬起一片黄土，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她没有挥手，弟弟看不见。
她想，希望这次能行。
这次没有行。
显贵在东莞待了五天。
赵国强后来跟汤德厚打电话，说的时候语气很为难：“叔，不是我不帮，实在是……显贵他，跟别人不一样。”
汤德厚问怎么了。赵国强说了一堆，总结起来就几件事：
第一天，进厂办手续，显贵不跟人说话。人事的小姑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报了名字，再问别的，就不回答了。小姑娘以为他耳朵不好，声音大了三倍，他站起来就走了。赵国强追出去，把他拽回来，办了手续。
第二天，上岗培训。线长在上面讲操作规程，显贵坐在最后一排，不听，低着头在本子上画画。线长点了他的名，他站起来，说“我在听”。线长说“你画什么呢”，他拿起本子给线长看——画的不是别的，是线长的脸，画得还挺像，但把嘴画歪了，歪到耳朵根。线长脸都绿了。
第三天，正式上生产线。电子厂的活很简单，流水线上拧螺丝，重复同一个动作。显贵拧了三个小时，忽然站起来，把螺丝刀往桌上一扔。旁边的人吓了一跳，问怎么了。他说“烦”。组长过来问怎么回事，他说“你让我干这个，不如让我死”。组长是个三十来岁的四川女人，嘴巴厉害，当时就怼回去：“你要死出去死，别脏了我的线。”
显贵盯着她看了五秒钟，那眼神让组长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转身走了。
第四天，赵国强去找他，在宿舍里找到的。显贵躺在床上，没去上班。赵国强说“你不上班，人家要扣钱的”。显贵说“扣吧”。赵国强说“你到底想怎样”。显贵说“我想回家”。
赵国强后来在电话里跟汤德厚说：“叔，我觉得显贵可能不太适合在外面。不是他干不了活，是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现在的厂子，一个人干不了所有的事，总要跟人配合的。他不配合，谁都拿他没办法。”
汤德厚听了，沉默了很久。最后说：“那让他回来吧。”
赵国强帮显贵买了回程的车票。显贵走的时候，赵国强送他到东莞汽车站，跟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外面不好混，家里也不容易。你爸妈养你这么大，不容易。”
显贵看着赵国强，忽然问了一句：“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赵国强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他想说“你脑子好使，但脾气太怪”，但最后还是说了句客套话：“还行吧，就是不太爱说话。”
显贵笑了一下。那笑容让赵国强后背发凉。不是冷笑，不是苦笑，是一种“果然如此”的笑，好像他早就知道答案会是这样，问一句只是为了确认。
然后他转身上了车。
显贵到家那天，王桂兰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儿子背着一个包从村口走过来，手里的被单一松，掉在地上了。
“贵儿？”
显贵走到她面前，叫了一声“妈”。
王桂兰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把被单捡起来，搭回绳子上，拍了拍灰，然后转身进了灶房，坐在灶台后面，哭了。
显贵没有进屋安慰母亲。他把包放回自己屋里，躺在床上，面朝墙壁。
天黑的时候，汤德厚从地里回来，看见院子里的被单没收，王桂兰的哭声从灶房里传出来。他什么都明白了。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没有进灶房，没有进显贵的屋。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点了一根烟。月亮升起来了，不算太亮，模模糊糊地照着整个院子。
他抽完了一整包烟。
那天夜里，显娇在宿舍里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王桂兰哭了很久，断断续续地说完了事情的经过。显娇握着话筒，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像在听一份病历报告——这个家里又一个希望破灭了，下一个希望不知道在哪里。
她问母亲：“贵儿现在在干什么？”
“在屋里躺着。没吃饭，怎么叫都不出来。”
“让他接电话。”
“他不接。”
“妈，你把话筒给他，放门口也行。”
显娇听见母亲走路的脚步声，开门的声音，然后是母亲的声音：“贵儿，你姐电话，你跟她说两句。”
话筒被放在门口的地上。
显娇对着话筒喊：“贵儿？贵儿？你能听见吗？”
那边没有声音。但她知道弟弟在听。他就是那样的人，就算不想说话，也会听。他听的能力比说强一百倍。
“贵儿，姐不问你为什么回来，也不劝你再去。姐只想说，不管你怎样，姐都在。你听见了吗？”
话筒里传来了呼吸声。很轻，但她听见了。
“你要是不想说话，就不说。但你要记得，姐在。”
沉默了很久。
然后是一声很轻的“咔嗒”——电话被挂断了。
显娇握着发出忙音的话筒，站了很久，才挂上。
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县城的夜晚比村里亮，路灯的光昏黄地照在操场上，空无一人。她想着弟弟躺在床上的样子，面朝墙壁，两只眼睛睁着，看着那面灰白的墙。那面墙上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他能面对的全部世界。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是上次给弟弟准备的，他没拿走，留在了桌上。她把纸条折了折，放回口袋，没有扔掉。
万一以后要用呢。
虽然她知道，大概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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